21世纪是知识经济时代,而知识产权是知识经济的核心。随着数字化技术的迅速发展,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已成为联合国规定的17类跨国犯罪中最为严重的犯罪之一。为了预防和应对数字化技术给知识产权保护带来的影响和冲击,世界各国正在完善自身知识产权刑事法律保护体系。而作为知识产权犯罪的重要组成部分,著作权犯罪的刑事法律保护受数字化技术影响最大。我国加入了一系列著作权国际公约,为了履行国际公约规定的义务以及加入WTO时的庄严承诺,更为了保护本国著作权权利人利益,维护国家关于著作权的管理秩序以及促进经济的健康、快速发展,加强著作权的刑事法律保护已成为我国义不容辞的历史使命和义务。信息技术时代的显著特征是“数字化”和“网络化”,数字化技术对传统著作权法律保护提出了新的挑战。在这种时代背景下,以“数字化环境下中国著作权的刑法保护”为题,对我国著作权刑法保护的若干问题进行深入分析和探讨,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本文分为五章内容,下面分别将其内容简述如下:第一章,冲击与挑战:数字化技术对著作权保护的影响。本部分主要从著作权的内涵、历史沿革、保护对象、权利限制、性质及价值取向等几个方面对我国著作权法律制度的一般原理和内容进行了简要概述,并对数字化技术对著作权保护的挑战进行了较为详细的分析和说明,最后阐明了数字化环境下侵犯著作权犯罪的突出特点。著作权又称版权,是民事主体对其作品以及相邻客体所享有的权利。著作权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著作权包括狭义著作权和著作邻接权。现代意义的著作权制度是印刷技术、商品经济以及出版自由等多种因素发展的产物,后来出现了著作权侵权和犯罪现象。社会的发展使得著作权法律保护逐渐走向国际化。法律创设著作权主要是为了保护著作权人和邻接权人的人格利益和财产利益,但为了平衡社会利益和个人利益,又对著作权进行了若干限制。著作权是一种私权利,我国著作权法重视对财产权的保护,体现了立法者重视其财产属性的价值取向。在数字化环境下,著作权的侵权变得更加容易,从而对著作权的法律保护提出了诸多挑战。同时,侵犯著作权犯罪呈现许多新的特点:发案总量多,发案领域广,犯罪主体技术水平较高,很多犯罪的目的不是营利,作案手段多样,社会危害性非常大,立案率、侦破率和定罪率较低。第二章,侵犯著作权犯罪的经济学分析。本部分主要从经济学的角度阐述了著作权保护边界的划定并对著作权侵权、犯罪行为进行分析,从而提出了著作权犯罪的防治对策。为文章第五部分具体法律规定的完善提供理论依据。在著作权保护边界的划定上,本文立足于保护主义的立场,同时济之以自由主义。在一定范围内,成本越低,“收益”越高,著作权侵权、犯罪行为发生的概率也就越高。著作权侵权、犯罪的成本和收益大小不是一成不变的,往往受法律的品行、执行因素、技术因素、非理性因素的影响。因此,要控制著作权犯罪,就必须调节侵权行为的成本和收益,保证其成本大于收益,促使理性的“经济人”放弃犯罪行为。具体策略包括:促进产权交易的合作博弈实现;科学设定侵权行为成本的结构及额度;提高著作权侵权行为的被追究率,保障被害人的利益;缩短侵权行为的震荡周期,降低司法机关的究责成本。第三章,变革与启示:数字化环境下著作权刑法保护之演进。本部分主要对著作权刑法保护进行比较分析,具体将我国大陆著作权刑法保护和国际刑法、大陆法系国家、英美法系国家、我国港澳台地区刑法进行分析和比较,得出异同的结论。同国际及其它国家和地区相比,我国大陆刑法在价值取向明显侧重于保护社会公共利益,强调秩序和管理;保护对象范围相对狭窄;主观上要求营利目的,客观上要求营利行为,且为结果犯或情节犯;刑罚属于重刑结构,罚金无限额,没有资格刑,缺乏被害人补偿措施。第四章,解析与比较:中国现行著作权犯罪的刑法适用。本部分主要从立法、司法的层面对数字化环境下我国著作权犯罪和刑事责任的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探讨。主要立足于现行侵犯著作权犯罪的法律规定。我国侵犯著作权犯罪的客体为复杂客体,既包括著作权人的著作权及相关权益,也包括国家对著作权的管理制度;侵犯著作权罪的不同犯罪行为有不同的犯罪对象,而销售侵权复制品罪的犯罪对象为侵犯著作权罪中的“侵权复制品”;侵犯著作权罪的客观方面有四种行为方式,销售侵权复制品仅“销售”一种方式,且二者均为数额犯或情节犯;犯罪主体为一般主体,包括自然人和单位;主观要件均为直接故意犯罪且要求有“营利目的”。在司法实践中,要注意从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一罪与数罪、共同犯罪等方面对本罪进行认定。第五章,反思与重构:数字化环境下中国著作权刑法保护的发展走向。本部分主要在前面研究的基础上,重点探索我国著作权刑法改革的方向。具体改革建议包括:在价值取向方面,倡导从公共利益转向私人权利;在立法模式方面,采取结合型模式;在保护范围方面,将刑法典第217条规定的“侵犯著作权罪”分设为“侵犯著作权罪”和“侵犯著作权邻接权罪”两个罪种,扩大著作权中的权利种类的刑事保护范围,放宽刑事打击赝品的范围,将保护对象扩展至技术信息和权利管理措施;在归责要件方面,取消“营利目的”的限制,将销售侵权复制品罪也修改为数额犯和情节犯相结合的模式;在刑罚体系方面,将自由刑中心主义转变为财产刑中心主义;在被害人救济机制方面,探求其他救济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