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旨在为前汉屈赋接受史提供一个新的描述角度。即从政治文化的角度切入,以相关文学作品为核心材料,看前汉士人在当时的政治气氛、文化风尚中呈现出来的个体生存样态,尤其是士人们的创作透露出来的个体生命的“不遇”体验。前汉士人接受屈原时反映出来的文化心理与其政治境遇的深层关系,以及他们在拟习屈赋的过程中建构起来的讽谏化文学书写传统,是本文的重点关注所在。陈寅恪以“伪史料里面有真历史”作为对“古史辨”派的反拨,这对我们是一种启示:对前汉士人的这些作品,重要的不是作一个真伪、优劣、是非的判断,而是应透过其人其作来看待他们何以对“屈原话题”津津乐道,其中包含着他们对屈原怎样的理解,这样的理解怎样影响到他们的文学书写。当我们将这些文学书写勾连起来作历时性和共时性整体考察,又可以窥见处于不同政治境遇中的前汉士人有着怎样的精神嬗变轨迹等等。本文认为:在《诗》都可以成为“谏书”的前汉时代,士人将屈原视为不正自明的、自觉进行讽谏化文学书写的楷模,是件再自然不过的事;而屈赋也在士人们“知人论世”的解读策略中被当作讽谏书写的拟习范本。我们可以看到,“屈原”简直就像一个极具象征意味的巨大符号,在前汉时代各种以屈赋为书写范型的文本中成为镜像式的存在。本文通过考察贾谊、董仲舒、司马迁、东方朔、王褒等作家的个人遭际与时代环境之关系,透过分析他们的拟屈文本,指出:前汉士人“不遇情结”的精神嬗变遵循这样的轨迹。即:在“不遇”表现的精神广度上,由内敛走向开放;在精神关照的对象上,从个体走向群体;在意志韧性上,从对抗走向顺应并折转成心理的自觉。我们的考察对象截至王褒,一是因为到此一时期,“大一统”专制政体已经完全形成,士人的“不遇情结”在不断强化的过程中达到顶点,千姿百态的文本为我们提供了把握士人精神动向的丰富资料;二是因为在此一时期,士人以“不遇情结”展开的“屈原话题”中已经包含了后世诸种重要的精神嬗变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