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东盈余分配的具体法律规定是依据我国《公司法》(2013年修正案)第34条的规定“股东按照实缴的出资比例分取红利；公司新增资本时,股东有权优先按照实缴的出资比例认缴出资。但是,全体股东约定不按照出资比例分取红利或者不按照出资比例优先认缴出资的除外。”另外我国《公司法》(2013年修正案)第166条也有相关规定,但对于如何认定股东资格、如何确定公司具备了进行盈余分配的条件,法律并没有明确的规定。同时,司法实务和法学理论界的观点各不一致。就成都振中电气有限公司与蔡某公司盈余分配权纠纷案而言,主要存在如下四个争议点： (1)公司分红表上的“股东”是否都具有股东资格； (2)公司是否召开股东会审议批准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3)公司是否符合盈余分配的条件；(4)公司盈余分配在程序上是否有瑕疵。通过对以上四个争议点进行分析,不难发现四个争议点所体现出的深层次问题为股东资格如何认定；公司盈余分配方案的形成应以何种方式；公司进行盈余分配应满足的基本条件是什么；公司盈余分配的基本程序应如何规制。分析本案案情及相关证据得出结论：因被上诉人蔡某未能举证证明振中公司符合进行盈余分配的条件,故其请求对公司进行盈余分配是不合理的。我国关于股东盈余分配制度的司法实践经验是明显不足的,本身制度上也有缺陷,这在司法实践上也就会必然导致股东权利无处依托,受到侵害时无处救济。对此,我国现阶段应当充分借鉴国外丰富的立法和实践经验,以当前的社会环境为基础,以立法宗旨为导向,对股东盈余分配权以及配套的权利建构进行补充、完善。唯有如此才能更好地保护股东的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