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中既要想方设法尽最大努力实现申请人的债权,又要确保被执行人及案外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这就要建立完善的执行救济制度,赋予相关主体程序上或实体上的救济途径,确保对违法执行和不当执行行为进行及时矫正并最终实现实体公正。《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二条至第三十四条首次在变更、追加被执行人程序中规定了执行异议之诉。变更、追加被执行人程序中的执行异议之诉一定程度上完善了我国现有执行异议之诉制度,引入了债务人异议之诉和许可执行之诉。也就是说,因破解执行难的现实需要,法律上对民事执行程序中可以追加关联公司、股东、实际控制人为被执行人的情形做了列举式规定。但被追加股东有权在不服追加裁定时,通过提出执行异议之诉进行救济。但该种执行异议之诉和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的执行异议之诉在适用条件、范围和诉的性质方面存在不同。在对我国现行执行异议和执行异议之诉的类型进行必要梳理和分析的基础上,以被追加股东为视角,对股东提出执行异议和执行异议之诉的表现形态和制度基础进行研究;并着重对追加为被执行人的股东提出执行异议之诉的类型进行实证化分析。在实证化分析过程,发现判断股东是否应该被追加为被执行人,不论是针对被追加股东提出的债务人不适格异议之诉或申请执行人人提出的许可执行之诉,主要要对股东是否存在抽逃出资等行为导致公司资本显著不足、股东是否和公司构成人格混同、股东是否过度控制公司或利用公司回避合同义务的事实进行判断,也就对是否应该适用公司人格否认进行判断。因此尝试对公司人格否认制度在这类执行异议之诉中的裁判规则如适用条件和举证责任分配进行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