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朗西埃对文学的讨论中,“哑言”（mute speech）始终被放在一个关键的位置。以哑言为视点,朗西埃重新审视自浪漫主义以来两个世纪的文学史,并将之定义为“沉默的言语”的历史。首先,这一定义体现了朗西埃文学发展的矛盾观,也即,文学在物质性的语言和精神性的理念这两极之间不断游离和重建,文学史在调和矛盾的过程中表现出共可能性;其次,朗西埃借由哑言的文学观念,试图重建一个从康德、谢林、施莱格尔到黑格尔的美学谱系;最后,朗西埃将哑言置于其独特的政治美学体系中,在哑言中重现物质和集体精神,并寄寓了个体解放的理想目标。“哑言”是朗西埃基于其对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批评提出的,前者将文字当作“孤儿的叙述”,即死文字（dead letter）;后者则以“再现诗学准则”将语言和文本同化。两者又分别代表了伦理体制和再现体制。朗西埃则通过维柯将沉默表述为文学叙述的中断、“无分之分”者的隐匿以及万物之言有待解蔽的状态。朗西埃通过黑格尔将对语言和文学的讨论引向“文体风格”、语言的物质性和精神性之讨论。最后,朗西埃确立了一种“沉默-多语”（mute-loquacious）的书写原则,这个原则意在挽救理念的物质性以及确立理念和文学的关系。哑言首先是在书写和言语之争中运作,之二者作为表达、传递意义两种方式,哑言就在这两极之间滑动,从古希腊时期“活语言”（living speech）的至高无上到当下书写的甚嚣尘上,哑言被反复提及。在这两极变化过程中,哑言的两个阶段极为重要:首先是浪漫主义文学,其次是理念书写的尝试。浪漫主义文学颠覆了亚氏再现诗学的共和体系,物质被放到文学作品的中心位置,沉默的万物借助语言通达真相,人类语言和世界万物的言语在此交汇。但是,这种单一的风格和诗性表达的必要条件形成冲突,朗西埃通过费希特、施莱格尔和黑格尔为个体诗作（及风格）和世界诗性重构了协调性。但书写万物自身语言的理念（idea）与能指及其所指物之间,缺乏必然的联系,那么理念的书写如何成为可能?朗西埃通过对福楼拜和马拉美文学创作的考察,通过对“绝对风格”和“大写书”的阐释,重新为精神和理念找到了物质维度,进而确立了文学的精神力量。精神的诗学和民主的文学抗争这两种沉默的书写,在与思想本身的物质性相似的诗的中心,相互认同。由此,哑言呈现出两种形式。其一,石化之物的哑言;其二,身体之上的书写。在第一种意义上,“沉默的书写就是沉默事物本身的言语”,言语的沉默是作品石化的结果。而石化之物的哑言中蕴含着民族共同的记忆,因而当其进入艺术的世界,就唤醒了人的集体精神。在第二种意义上,从文字到行动,身体的无声言语就是哑言存在的第二种形式,并且这种形式才是朗西埃文学观念中的核心,这种哑言指导人们走向解放。在哑言发展的历史中,有三位作家展现着这一文学观念的张力:福楼拜、马拉美和普鲁斯特。他们分别代表了哑言文学发展的三个不同阶段,即绝对风格;理念书写;印象与真理。通过对他们代表作品的分析,这三个阶段的进程被清晰地揭示出来。朗西埃文学理论的发生空间是一种“共可能”（compossible）的空间,在这个空间中,词义、语言、文学的概念被绝对化,相互对立的文学观念沉默的变革,但又彼此对照和补充。从再现诗学到浪漫主义诗学、象征主义变的变革,朗西埃的文学理论围绕着“哑言”这一关键概念展开。这万物的哑言和哑言承载的集体精神通过肉身的书写得以进入到行动的领域,指向了朗西埃始终的观点——文学性中寄寓的“平等”。而平等在哑言的书写中,不断地被验证自身正义性,并在异托邦中解放了观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