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并购交易过程中，由于双方存在大量的信息不对称，在各自对交易标的价值判断上存在很大差异，加之并购的动机不同，不同的并购竞标人对并购标的物有不同的价值衡量尺度，因此，多数并购交易是通过双方讨价还价而达成交易价格的一致。聚焦中国并购市场，2010年中国相关并购交易规模占全球10.0%。就亚太区来说中国市场已经是亚洲最大的并购交易市场，占全亚洲交易总额的23.0%，领先于印度、俄罗斯、巴西等其他三家金砖四国成员，表明中国已迈入并购环境成熟国家行列。发生一系列并购个案的背后，溢价并购成为并购的主流结果，影响溢价并购的核心因素有哪些？本文采用文献研究法对以往学者关于并购及并购溢价的研究成果进行了梳理，归纳整理了相关并购概念和并购溢价研究成果，为展开本文研究做铺垫。通过博弈论中的讨价还价理论回顾进行了假说发展与模型建构，构建了影响讨价还价的信息差异、成本差异和政府干预三因素假说，并运用会计研究法获得数据进行假说验证；在对模型验证上，运用验证性因子分析，相关分析、多元回归分析等统计分析方法，探究变量之间的影响关系和影响水平。首先，本文对并购、并购溢价、谈判和并购谈判相关文献进行了梳理，分别进行了综述，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构建了讨价还价谈判模式背景下的并购溢价分析框架，立足于从谈判双方可观测到的双方信息、成本的外显市场机制对企业影响背景和外部制度环境（政府干预）作用三方面进行了理论文献梳理分析。其次，本文借助于鲁宾斯坦模型下的谈判双方博弈思想，进行了信息完备与不完备情境下鲁宾斯坦模型的对比，重点对鲁宾斯坦鲁宾斯坦模型中影响谈判力的贴现因子进行了分析，得出信息和成本两个因素是并购谈判双方关注并影响谈判结果的主要因素。以信息和成本为主要研究点，借鉴交易费用理论对交易成本的解释，分别从信息不对称和资产专用性等因素进行了变量的实证，验证了本文的理论假设。结果表明，在并购谈判的讨价还价模式中，拥有信息相对比主并企业完备的目标企业可凭借信息优势在讨价还价中占优，提高了并购溢价程度；另外，代表谈判机会成本的企业中的不同资产专用性程度差异也对谈判起着明显的作用，实物资产专用性程度越高，拥有方会获得谈判收益，而人力资本专有性与实物资产专有性程度相反，且更具有代表性，并购企业中人的差异性属性影响溢价程度表现的更为关键。从信息和成本二因素影响权重来看，回归系数表明，代表影响成本因子的实物专用性差异要高于信息因子中的信息不对称差异，说明并购企业间并购机会成本差异对讨价还价结果影响程度要大于信息不对称程度。也就是说，从讨价还价结果来看，企业自身信息可以通过讨价还价过程中信息交换使信息不对称程度降低，对讨价还价结果影响呈递减趋势，但企业间的成本差异化作为企业间重要的差异化，呈现相对固态性，相对于信息因素是讨价还价的重要影响因素。这些结论表明：并购交易价格的形成，特别是溢价的博弈结果，体现了交易主体间的公平性，在市场调节的并购交易活动中更体现了市场交易对社会资源配置的有效性。最后，在中国的特殊制度环境下，政府对企业经营活动的影响是现实存在的，由于中国各省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各区域政府对企业的干预程度不同。李增泉、余谦和王晓坤(2005)认为用来解释英美等国并购实践的传统理论(例如协同效应、代理成本或自大假说等)很难对中国并购市场现象做出合理的解释，在对中国上市公司的并购行为进行研究时，不能不考虑控股股东或地方政府的影响。因此，本文将政府在并购中的作用纳入企业间博弈，运用鹰——鸽博弈策略模型，分析了政府在企业并购中的影响，提出并验证了政府干预对企业并购溢价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政府干预与并购溢价率负相关，同一政府管辖下的并购溢价率低于非同一政府管辖。即使同一政府管辖下，并购双方是否关联关系受政府干预程度也有所不同，关联企业并购不易受政府干预，并购交易结果取决于双方的控股股东，控股股东在其整体收益上无差别，因此会以评估价完成交易。当出现其特定目的，如向其控制的上市公司实施收益转移或输入时，会出现正溢价和负溢价两种态势。而非关联并购下，政府会作为第三方介入进行干预，由于地方上市企业的在当地的特殊地位，政府干预下的讨价还价会偏向上市公司，并购溢价收益向上市公司倾斜。具体表现为盈利的地方国有上市公司作为目标企业，并购溢价率与政府干预与正相关。亏损的地方国有上市公司作为目标企业，政府干预与并购溢价率负相关。对政府干预下的并购溢价影响分析实证后，本文以社会总边际收益最大为政策选择的视角，对政府干预与市场选择进行了政策选择分析，理清了政府干预与市场调节边界问题，为政府进行并购干预原则提供了理论基础。提出在一国、地区内发生的并购交易，政府要考虑的是并购所带来的综合收益，不能站在单一主并企业、或目标企业去度量，而应是并购企业双方总收益是否实现增长，增加或减少政府干预并购使并购企业双方实现价值增量是政策选择的量化目标。政府在政策方面选用功利主义和平等主义相结合的原则进行企业间并购的宏观政策调控指导，防止并购引发垄断，同时又要兼顾弱势企业在并购谈判中的利益损失。另外，本文还发现政府干预的不仅表现在讨价还价上的干预，还隐性地从交易标的物的评估价方面进行干预。与现有文献相比，本文的创新点和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本文以并购过程中的价格讨价还价为切入点，构建一个简单的并购谈判与并购溢价的背景关系分析框架。在此框架下展开主并企业与目标企业博弈分析，将并购双方纳入研究主题。现有并购溢价的大多研究均是按目标公司、并购公司以及交易特征三个方面来细分进行的研究（Eckbo，2009）。研究结论均是站在单一参与主体角度进行并购溢价的影响研究，在中国并购市场上以谈判方式居多的交易方式下，研究结论并不能完全解释中国并购交易溢价产生原由，而且扩展到全球并购市场上，除发达资本市场上进行的股权收购外，并购谈判也是主要的并购方式之一，本文扩展了并购溢价研究的视野，使并购溢价研究更贴近现实并购。第二，现有研究多数采用主并企业或目标企业的变量进行理论分析与实证。源于本文研究视角，在变量的选择上，本文从企业间的差异化视角出发，首次尝试以影响交易博弈关系的主并企业与目标企业的变量差异进行理论分析和实证。本文的影响因素研究能够帮助企业发现并购实施前影响因素的不足，对成交价格进行预测，为企业减少谈判频次，节约谈判成本提供了理论依据。第三，关注政府行为对并购溢价的影响。在以住的政府干预对企业影响研究中，多数从并购绩效角度进行了研究（如李增泉，2005；潘红波等，2008），以结果推定政府干预的利弊性，忽略了企业本身对绩效的决定性作用。李增泉等(2005)从政府干预的视角来研究我国企业的并购行为。他们隐含地假定，我国各地区的地方政府对企业的干预动机和干预程度是没有差异的，政府对企业并购活动的干预取决于并购企业的特征。本文将政府在并购中的行为选择纳入企业并购定价的影响因素，实证检验了政府在并购溢价方面的掏空与支持行为，为中国并购市场中并购溢价影响提供了新的政府干预直接证据，揭示了政府干预对上市企业的直接利益输送行为。出于政治目标的考虑，我国地方政府对企业的干预动机和干预程度的差异，是影响中国地方国有企业并购溢价的主要因素之一。第四，目前研究中国企业问题，多数是提倡要减少政府干预，让渡市场选择，并没有分析政府干预边界问题。本文研究表明：在中国并购市场中，要充分关注政府的作用来实施并购，并提出了政府在企业并购中的政策原则选择，政府功利主义和平等主义的选择取决于总效应最大化下的管理边界均衡点。另外，本文从企业发展的内部动因角度分析了企业并购是企业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内外部环境的耦合结果。对并购参与企业来讲，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在并购谈判中要获得更多优势，主并企业减少溢价支付，或者目标企业争取更多溢价收益，在讨价还价这场博弈中，第一，需要参与者一方面在并购活动中注重信息的收集，使自身企业信息占优；第二，从企业的长期发展来讲，吸收、培养优秀的管理、运作人才会使企业在市场竞争中长期占优，获得市场竞争优势是企业的核心能力，在并购交易中才会根本性获得更多溢价收益。从政府角度讲，研究结果表明，政府干预向亏损目标企业进行了利益输送。政府作为企业并购中的利益相关者，在企业并购中起着重要的资源配置宏观调控作用和政府自利获取作用。一味的向亏损企业进行利益输送，并不能实现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实现社会总福利的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