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和发展,我国企业也在不断探索与世界经济的进一步融合,以上市公司为主体的跨国并购已然成为我国企业快速扩张迈向世界舞台的重要形式。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得主、美国芝加哥大学著名经济学教授乔治斯蒂格勒就曾指出:美国大多数巨型企业的战略扩张并非通过自身的积累,而是依靠某种程度的并购,进一步说明了并购对于企业快速扩张的重要性。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我国企业在越来越多的跨国并购中逐步践行了“走出去”的战略方针,整体上,中国企业跨国并购市场呈现快速增长趋势,实现了一个又一个“破纪录”的跨国并购。从清科私募通关于我国企业跨国并购的统计数据上看,无论是并购交易数量还是并购交易金额都呈现持续增长趋势,并且专家预计在未来依然还会保持持续增长。探究跨国并购持续增长的深层原因,是由于技术创新能力在企业竞争力上的凸显,越来越多企业通过跨国并购获取并吸收世界市场的先进技术资源,从而实现自身技术瓶颈的突破,进一步达到提高创新能力、拓宽海外市场的目的。但我国跨国并购相比于发达国家仍然处于初级发展阶段,不同企业在实施跨国并购后,创新绩效表现存在差异。这是因为主并方企业在并购完成后对提升创新绩效的路径尚未真正明确,不能有效将外部先进资源整合为企业自身的核心竞争力。实际上,并不是所有的跨国并购都能实现突破技术瓶颈的目的,像TCL并购法国阿尔卡特的失败并购案例也很多。可见我国企业选择的这条路并不平坦,并不是所有企业都能够有计划、系统的从并购整合过程中获取先进的技术知识并提升技术创新绩效。目前学术界主要从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探讨什么样的环境和企业特征会促进跨国并购后的创新绩效,缺少对企业内部决策主体高管的考察;在高管特征中,大多数研究只考虑了性别、年龄等人口统计学特征,忽略了高管的海外背景特征;在跨国并购中,一方面,基于社会资本理论,具有海外背景的高管由于接受过国外文化制度的熏陶,往往会有区别于本地高管的独特性见解和海外社会关系,在企业决策时产生突出影响;另一方面,高管的海外背景能够减少因并购双方所处文化环境差异导致的信息不对称,更有利于促进并购后的产业融合,对创新绩效产生积极影响,因此研究拥有海外经历的高管能否显会对企业跨国并购后创新绩效产生影响具有重要实践性意义。因此,本文研究以2009-2015年我国深沪两市A股上市的企业发生的跨国并购事件为研究样本,通过建立回归模型与实证分析,着重探讨在跨国并购中,高管海外背景是否会对并购后企业的创新绩效存在促进作用,然后将高管海外背景细分为海外学习背景和工作背景,明确高管海外背景对创新绩效的影响机制和路径,并对其影响进行稳健性检验。研究结果显示,高管的海外背景能够显著促进企业跨国并购后的创新绩效,进一步研究发现,在高管海外背景中,对创新绩效产生显著提升作用的是高管的海外工作背景,而海外学习背景对其并不存在显著性影响。除了本文关注的变量外,是否为技术并购、企业规模、资产负债率、ROA和吸收能力均显示对创新绩效均存在显著促进效应。相比于非技术类企业并购,技术并购对创新绩效影响更大;企业规模、ROA、资产负债率和吸收能力越大,企业在跨国并购后的创新绩效越高。在对高管海外背景对创新绩效影响机制的实证探索中,发现企业成熟度,即并购与成立年份的差值在高管海外背景对并购后创新绩效存在显著负向调节作用,说明对于成熟度较高的企业,会削弱高管海外背景的创新效应,对此,可从思维固化角度予以解释。跨国并购作为我国企业获取外部技术资源的重要形式之一,在我国技术革新的历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通过本文的研究结果,将高阶理论与企业并购的创新绩效研究相结合,为我国在跨国并购中如何有效利用人力资源,从而更好地实现自身技术突破提供了新思路;对进一步提升我国科技创新能力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