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更迭,中国经济瞬间业已发展了20余年,这其间加入WTO这一契机为我国企业迎来了新一轮再造机遇,我国民族企业籍己之力走出了国门,走出国门也乃大势所趋。企业要谋求做大、创新、突破,不能单纯囿于某个区域,必须多维度全方位的参与国际市场的竞争与合作。2013年9月我国倡议了“一带一路”战略,为的是能和我国的一些沿线国家进行合作与交流,其中建设的重中之重是投资贸易合作,以投资来激活贸易市场的活力。目前,基于“一带一路”和经济全球化的背景,我国企业共对“一带一路”的49个相关国家给予了直接投资。也正是由于我国企业重视投资,所以发展的速度也逐渐加快。但是在经济疾速增长、企业发展也同步跟进的背后,我们还应该清醒的看到,我国企业仍存在着较为严重的投资效率低下的现象。投资创新是企业的命脉,也正是这一特点,使得一些企业一味的追求规模的扩大和高速的发展,而冲动偏颇的进行投资,把企业极其有限的资金掷入到一些负净现值的项目中,最终易致企业陷入资不抵债的泥潭之中。此种情形严重阻滞着我国企业甚至整个资本市场的次第有序发展。因此,加强对企业投资效率影响因素的研究已箭在弦上。随着市场竞争的日趋激烈,企业对于人才的要求逐渐提高,高管成为了企业主要的人才核心竞争力,在企业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其直接影响和决定企业的战略发展、财务决策和投融资行为。因此,一个企业高管的专业水平和才干在较大水平上决定了企业未来的发展方向与趋势,高管变更也就成为了企业一项重大的战略决策。在近年上市公司披露的年报数据中,发生了越来越多高管变更的事件,其带来的经济后果不得不引起我们的重视。首先,企业高管的变更,意味着企业内部高层关系网络的重建和职能的重新分配,这无疑会对企业的内部环境稳定性产生一定的影响。其次,继任高管的偏好和能力以及对企业整体运营情况的把握水平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企业的投融资等重大决策,进而影响企业整体的投资效率。本文着眼于高管变更的层面,试图能够探寻高管变更通过内部控制对企业非效率投资产生影响的传导机制,从高管变更与内部控制两个角度来寻找解决我国企业投资效率低下问题的有效途径,同时也丰富和完善高管变更经济后果的研究领域,对提高我国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经营管理能力和促进我国经理人市场的形成与完善奠定基础。鉴于此,本文采用我国2013年—2017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相关数据,在理论分析与实证分析的过程中,探寻了高管变更与非效率投资两者关系以及内部控制在其间所起的中介作用。研究发现:(1)高管变更与非效率投资显著正相关,即高管变更使企业的非效率投资程度加重,降低企业投资效率。该结论在国有与非国有公司中均成立。(2)内部控制与非效率投资显著负相关,即内部控制质量越高,企业非效率投资程度越低,投资效率就越高。这种负相关关系在国有和非国有企业中均显著(3)在非国有企业中,高管变更会降低企业的内部控制质量。二者呈现显著负相关关系。但在国有企业中,这种负相关关系并不显著。(4)高管变更会引起内部控制质量的改变,进而影响企业的非效率投资,三者之间存在部分中介效应。这种部分中介作用在非国有企业中显著存在,但在国有企业中不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