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尚往来”一直是中国的传统,但在“人情往来”幌子背后的行贿受贿行为却是违法行为。随着我国防腐倡廉力度的不断加大,这些“异化”了的“礼”文化也愈发得到人们的关注。目前国内外学者从礼物类型、文化等角度对收礼行为进行了研究,但这些研究偏重于正常“人情往来”中的礼物交换,并没有探讨“异化”的收送礼物行为,特别是对收礼行为的内在收礼意愿缺乏探究。事实上,收礼意愿是收礼行为的内驱力,直接引发收礼行为。为此,本研究试图探讨收礼意愿的内在结构及其前因变量。本研究采用问卷测验法和情景实验法,对253名因受贿罪而被判刑的公务员进行研究。初步获得如下结果:1.通过对相关文献的归纳与分析,基于需求和动机、心理所有权和计划行为等理论,将公务员收礼意愿理论建构为愉悦度、占有度和请托度这3个维度。2.基于公务员收礼意愿的三维理论构想,结合每个维度的本质内涵,编制了公务员收礼意愿量表。经过探索性因素分析,抽取三个因素,每个因素上具有较高的因子负荷,累积贡献率达67.104%。进一步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发现,三因素结构模型的拟合度较好,这表明该量表具有较好的结构效度,也在一定程度上证实了公务员收礼意愿的内在结构由愉悦度、占有度和请托度三因素构成。然后对量表进行信度分析,该量表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903,重测信度0.87,有较高的信度。3.采用自编的公务员收礼意愿量表对102名被试的收礼意愿表征进行分析。结果发现,在收礼时间和情景上,49%的被试喜欢在逢年过节等假节日里收受礼物;在送礼人与收礼人的关系上,69.8%的被试倾向于接受来自自己亲朋好友的送礼;在收受礼物类型上,公务员更倾向于接受蕴含、表达情感的礼物(占37.3%)和接受现金、红包、各种有价票劵等礼物(占31.4%),但是在收礼地点上没有明显的偏好。4.选取请托难度、礼物类型两个重要因素,采用情景实验法对其影响效果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发现:礼物类型主效应显著[F(1,110)=8.320,P=0.005,η2=0.023],请托难易度的主效应显著[F(1,110)=6.746,P=0.011,η2=0.013];二者的交互作用边缘显著[F(1,110)=3.534,P=0.063,η2=0.008]。这表明礼物类型和请托难易度确实会对公务员的收礼意愿产生影响,在请托度为易时,情感工具型礼物的收礼意愿高于交易型礼物;但是在请托度为难时,情感工具型和交易型礼物的收礼意愿差异不显著。而当礼物类型为情感工具型礼物时,请托度为易情境下的收礼意愿高于请托度难的情景;但是在交易型礼物条件下,二者差异不显著。本研究结果为探讨公务员收礼动机和行为提供一定的理论借鉴和实践应用,但是由于受研究对象身份和样本量的限制,本研究结果具有一定的局限性;由于受到时间、人力和财力等因素制约,本研究选取的影响因素也有限。未来研究需要进一步扩大研究样本,以提升研究的生态效度。此外,还需进一步探讨公务员收礼意愿的其他影响因素,以丰富研究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