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的研究对象是民国时期城市妇女的婚姻问题，主要试图采取观念史与社会史研究相结合的办法，既重视新观念的出现及其理论和现实意义，也注意它的社会化途径、影响程度和方式。通过对观念与社会实际互动关系的分析，揭示出民国时期妇女婚姻问题中的两大方面:一是此时的各种新式婚恋思潮，在民国社会是如何通过各种论争，呈现出自己丰富多彩的时代内容，又如何与旧式传统观念发生激烈碰撞，在彼此不能完全取代的情况下，相互妥协、融合，从而形成新旧杂糅的特殊观念形态的;二是新旧观念及杂糅后的特殊观念形态在发生社会化传播，由精英分子的提倡普及到一般知识分子，并波及到城市平民阶层以后，是如何作用于妇女的实际婚姻生活的。　　本文紧紧围绕着婚姻从成立到解散中的三个阶段——恋爱、结婚和离婚，在每一阶段中选取一个备受时论瞩目的新式婚姻观念入手，探讨这些新观念在倡导、传播和社会化过程中，对妇女生活的实际影响及其限度等问题。　　第一章主要讨论民国时期新式的恋爱观与妇女婚姻生活的关系。中国古代的婚姻是父母包办的产物，夫妻之间根本无所谓爱情或恋爱之有无。随着现代爱情观念的兴起，知识青年开始意识到爱情对于婚姻生活的重要性，他们由是极力倡导恋爱的革命。但是时人对于究竟什么是恋爱又有着不同的看法，人们就爱情是否能够变迁，恋爱自由与性交自由的区别、恋爱与贞操的关系等问题纷争不已。通过争论，为大多数青年所能接受的恋爱观维持在这样一种不新不旧、既新且旧的状态:首先承认婚姻应该以爱情为基础，这种爱情在婚前是可以随意变迁的，婚后则不能再有变迁;男女间也有性交的自由，但须以双方产生爱情为前提。　　这种恋爱观念作用到现实，使得一部分妇女开始重视婚姻生活中的情感因素，她们不再抱着“天作之合”、“嫁鸡随鸡”的心态来对待婚姻，而是明确表达出对甜蜜爱情的渴望。为此，很多妇女采取退婚、逃婚、甚至以死抗争的手段来反抗旧式的没有爱情的婚姻。并有不少青年女性为了追求幸福，采用广告征婚的新式婚姻手段，公开选择自己的理想配偶。经过自由恋爱而结合的幸福婚姻，在民国社会也已有了很多。　　但是上述特殊的恋爱观念，对妇女的影响，并不止于这一个方面。也有不少妇女认可了婚姻须以爱情为基础的观念，开始与男子交际，并产生了恋爱。在恋爱男女性交自由的观念指引下，她们与男友或者未婚夫发生了性关系，使得民国时期的非婚“同居”现象十分突出。可是恋爱未必都能成功，何况在当时还有很多男青年仍存在着玩弄女性、以猎艳为乐趣的不良心理，很多女性在与恋人发生性关系之后，就被抛弃了。她们由此自暴自弃，甚至自杀以谢罪，演出一幕幕的恋爱悲剧。通过这些恋爱悲剧，我们可以看出新旧观念对于妇女的交错影响。　　前文所述的得到幸福婚姻和遭遇恋爱悲剧的女主角，都是接受过新式教育的知识女性。在本章的最后一个部分，则讨论了恋爱观念的社会化程度问题:恋爱观念是否被城市平民妇女所接受？接受程度如何？我们看到在民国时期，已经有平民妇女因为与丈夫的性生活不协调，或者因丈夫的非正常性行为而提出离婚的事例，这至少说明了妇女们已经敢于公开诉求自己的性要求，反映出城市平民生活中感受到的现代性气息。但我们又不能过高估计平民阶层对新观念的接受程度，四川永川县城发生的家长因为女儿与人自由恋爱，就全家动手将其活埋的惨剧告诉我们，自由恋爱在平民阶层中的认知程度仍然是不容高估的。　　在第二章，主要讨论了“娜拉主义”与“贤妻良母主义”的思想史形态及其对于妇女婚后家庭生活的实际影响。在民国时期的社会思潮中，有一股潮流呼吁妇女学习“娜拉”精神，走出家庭，步入社会，谋取职业，以经济独立为途径，实现男女平等。这股提倡妇女独立、男女平等的思潮明显改变了婚后妇女的家庭生活，使她们认识到自己除了是一个妻子和母亲外，也是一个独立的人，除了丈夫和儿女，她们也有自己的价值实现方式，那就是参加社会生产活动，实现自己的社会价值。　　可是“娜拉”精神的呼唤，并未彻底取代传统的“男外女内”、“贤妻良母”思想，在提倡妇女谋取独立职业的同时，人们仍将“母职”、“家事”作为妇女应尽的天职。在很多知识青年的心目中，家务和职业对于妇女来说，是并行不悖的。成功地扮演家庭主妇与职业女性的双重角色，也一直是近代中国女性最大的愿望。为了让让妇女们能够兼顾职业和家务，人们设计了种种的方案，如家务社会化、家务职业化的主张。其实无论是家务社会化还是家务职业化，人们都还是在认同传统家庭对女性的角色定位、角色规范的基础上进行思考的，没有人进一步探本溯源地去质疑传统的家庭分工模式，因而找不到矛盾的根源，自然也就找不到解决问题的正确方法。家务社会化和家务职业化在当时，只能是不切实际的高调，不可能对解决实际问题有任何真正的帮助。　　妇女在这样的设计中，则被置于两难选择的境地，在家务与职业两端疲于奔命。在两者不能兼顾的情况下，有的妇女为了照顾家庭，只好牺牲自己的社会生活，在婚后或者生育后，退回家庭做全职主妇;有的妇女因为家庭经济的困难，或者为了事业上的成就，只能疏于对家庭和孩子的照顾;有人为躲避家务的烦扰，甚至终身独身。面对这样的现实，妇女们陷入了迷茫中，她们开始怀疑婚姻生活的意义。但是深受传统观念束缚的新女性，宁愿怀疑自己是不是应该结婚，也不愿反对这种不合理的两性分工原则。虽然也有人提出过“新贤妻良母主义”的主张，要求男女共同承担家庭事务，但在当时的思维定式中，人们以为治理家务就等于退守家庭，要求男女分担家务就等于不仅要女子退回家庭，而且要将男子也拉回到家庭中去。因此，这种观念甫一出现，立即遭到人们的猛烈抨击，其合理的一面也就被人所忽视。到了30～40年代，政府的公开压制，更加重了婚后妇女就职的艰难。　　第三章和第四章的主题是自由离婚观念的出现与民国妇女的新式离婚现象。近代国人秉承婚姻自由、恋爱自由的观念，认为离婚当然也应该自由，否则人们一旦结婚，就要“从一而终”，那么所谓的婚姻自由便不是真正的自由。于是一些知识青年开始大力宣传离婚自由的观念。但是与前面热情呼吁恋爱革命到来的情况不同，此时人们对于离婚问题多保持谨慎的态度。他们认为离婚只是解决婚姻问题的不得已的办法，有的甚至认为离婚破坏了家庭组织，动摇了社会的基础，是社会的病症，而不是治病的药剂。很多人都开始探讨如何防止和避免离婚，如何对离婚加以救济。基于以上对离婚的社会价值的判断，很多离婚自由论者虽然原则上同意离婚应自由，但却又要对“自由”进行限制，即要求离婚只有在双方同意下，才能成立。　　离婚自由思潮首先感染了一批知识女性。现在她们对于恶劣的婚姻除了忍受痛苦、自戕生命外，有了另外一个摆脱的方法，那就是解约或离婚。于是妇女离婚事件日多一日。其中最引入注目者，当数“末代皇妃”文绣的离婚事件，这个在中国数千年封建社会前所未有的举动，昭示着中国社会的夫妻关系从此迈进一个新的阶段。　　但是人们对于离婚中女性处境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由于民国时期男女教育的严重不平衡，接受了新式教育、产生了离婚想法并能最终实现离婚的妇女，毕竟还是少数。在20世纪20～30年代初，更多的时候是受过新式教育的男子不满意其旧式的妻子，并将其抛弃。在这样的抛弃事件中，旧式的妻子当然是受害者。如何对这些妇女进行救济，成为当时社会争论的一个焦点话题。到了30～40年代，妇女主动提出离婚的人数大大增多了，甚至有超过男子的趋势，这无疑又是社会的一大进步。但是通过仔细考察提出离婚的妇女的状况，我们发现提她们虽然也会使用“人权”、“女权”话语来为自己辩护，但她们又往往极力强调自己守旧、依赖丈夫的一面，以此博得法官的同情和法律的支持。另外很多妇女之所以离婚，并不是为了摆脱对丈夫的依赖，而是为了寻找一个更好依赖的丈夫。通过她们的离婚，我们还看到了存在于两性间的双重的性道德标准。这些发现，使我们很难简单笼统地得出结论说离婚给妇女带来了解放。　　文章的最后一个部分简要反思一下女性形象的塑造问题。通过以上各章的探讨，我们看到在民国时期妇女的婚姻问题中，男性所起的作用非常重要。在一定程度上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说，妇女的婚姻生活在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过程中，男性的呼吁和推动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那么，女性的形象究竟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我们发现民国时期男子们理想的妻子形象是“新思想旧道德的新女子”，即要求妻子具有新知识新文化，同时又要做一个贤妻良母。而女性也接受了这样的形象塑造，努力适应男子的需求。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有人认为这完全是因为出于对男性权威的顺从。但是从材料中我们发现，其实很多女性在心理上并不是真正“自愿”地接受这样的形象，只是在社会现实环境的逼迫下，不得不顺应男子的塑造，成为男子精神上的奴隶。所以女性的形象，同样受到了社会现实因素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