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城》作为中国现代讽刺文学的代表作,凭借其辛辣讽刺的语言、幽默诙谐的文笔获得了无数读者的青睐。钱钟书先生用无处不见的隐喻为读者勾勒了一幅抗战时期的知识分子众生相,书中隐喻使用的篇幅之大,形式之广,使得隐喻翻译成为译者翻译该文本时的重中之重,难中之难。隐喻的使用体现了作者独树一帜的语言风格和生机勃勃的文学创造力,表明了各色人物的内心情感态度,更是作者社会批判的重要工具。因此,准确理解书中的隐喻,采取适当的策略将其翻译成目的语才能实现原文本语言、思想、情感在目的语文化中的重要传递。译者作为原文本和目的语读者间的中介,其对原文本的准确理解和在目的语中对原文本实现的等值再现为目的语读者走近原文本提供了可能性。认知语言学的发展引发了关于隐喻研究的新讨论,其研究不再局限于修辞学领域。Lakoff和Johnson在《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一书中提出的概念隐喻理论为隐喻研究提供了全新的思路和方向。隐喻不仅是一种语言现象,它还影响着我们的思考和行为,我们的概念系统在本质上也是由隐喻建构的。概念隐喻理论的发展为隐喻翻译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方向,译者在翻译时不仅要考虑隐喻翻译在语言修辞上的对等,还要考虑隐喻在原语和目的语概念系统中的等值情况。中德概念系统既具有相似性又具有其各自的独特性,译者根据不同情况必须灵活采用不同的翻译策略。本文选取《围城》一书中具有代表性的隐喻实例进行分析,不是由单个隐喻出发,而是系统地对中德概念系统进行对比。对概念系统异同的研究为隐喻翻译提供了重要基础,其研究结果具有较高的可迁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