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敦煌藏文残卷《阿夏纪年(Vol.69,fol.84)》为选题,研究这本深藏于千年敦煌的写本到底述说着什么样的历史。首先通过汉藏文献记载以及有关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考辨阿夏和吐谷浑的关系问题,分别阐述了两个不同种族的族源,即阿夏为塞·阿夏,源于青藏高原最早的四部族之一塞氏。吐谷浑则源于辽东鲜卑慕容部族,而鲜卑源于五胡,五胡即为中原西北地区古代部族的统称,因此鲜卑很早就与青藏高原有关联。在此基础上论述阿夏与吐谷浑两个部族的疆域范围,认为到了吐蕃时期两者的疆域范围基本相同。据文献记载两部族都在藏东多麦地区及其北部的祁连山脉,以及天山以南的古于阗。其中吐谷浑以统治者的角色在阿夏的疆域出现,而阿夏部族则是被统治者,并且阿夏部族是汉文史书所记载的吐谷浑国后期的主要民众,两部族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关系,因此两者混淆的症结也于此。由此得出的结论为阿夏部族不能等同于吐谷浑部族,但后期的吐谷浑国可以理解为藏文古籍所记载的阿夏小邦。解决颇有争议的上述问题之后,则进入正题,即研究《阿夏纪年》藏文残卷。首先,通过辨识残卷写本的原版图片,参考托马斯抄录的拉丁转写体,抄录原文,进而解读和阐释原文中的疑难名词。并且校勘原文,第一次提供了藏文校勘版的《阿夏纪年》残卷的完整内容,为研究隋唐民族关系史提供了第一手资料。还借助《吐蕃历史大事纪年》为主的敦煌文献,考证本残卷所载的唐朝莫奈襄公主为金城公主,以及所载内容是从公元706年至714年在阿夏小邦所发生的重要事件。在此特别需要说明的是,此文把残卷原文内容分为九个部分,每一年为一节去解读,逐一考证残卷中出现的历史人物和地名以及城堡名,尤其是通过大量的文献记载和研究者亲自实地考察相结合的方法去考证写本中出现的地名和城堡名,考证出残卷中所记载的萨北羊肩堡应为汉文文献所记载的树墩城。并通过树墩城的记载和萨北羊肩堡的记载内容,以及研究者的实地考察,首次提出坐落于现青海湖西山的石头城遗址就是萨北羊肩堡即树墩城古城的遗址(此遗址目前尚未被正式考古发掘)。此外,还考证了嚓薛应在现今的茶卡地区,色通应在祁连山脉北麓等。诸如此类,本研究比较系统地考察了本残卷中记载的历史地名,力求做到考证的客观性和准确性。最后,从民族史学和文献学的视角去阐释了《阿夏纪年》藏文残卷的历史意义,认为此残卷遵循了编年体史书的两大原则,即年代的准确性和连续性,事件的系统性和完整性。虽然部分内容由于本卷的五分之二已残缺而无法试读,但我们还是能够较完整地了解公元706至714所记载的大事。因其故,史书体裁是评价一个民族史学发展水平的重要依据。吐蕃时期的这一批历史文献就其体裁的特点和意义而言,反映了藏族史学在刚刚形成之初就具有起点高、体裁较为齐备的特点和优势。再者认为本残卷不仅仅是一份史料文献,也是了解吐蕃时期阿夏小邦的政治、疆域、社交、生活习俗等方面的社会历史文献。在史料价值上,它能弥补藏文史书对于阿夏小邦具体记载的缺憾,能让我们了解到公元8世纪初的吐蕃腹地与阿夏小邦的关系,即吐蕃在公元663年推翻阿夏国以后,以“属国小邦”的形式统治阿夏,以及阿夏小邦成为吐蕃的重要“军事集会”地。显然,阿夏在这一时期在整个吐蕃乃至中亚军事当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由此得出的结论是,笔者对《阿夏纪年》藏文残卷的研究,可与汉藏文献相互参照,有助于对吐蕃民族关系史研究。同时《阿夏纪年》对于史学的意义不仅在于它所具有的史料价值,还兼有民族史学与历史文献学的理论意义和学术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