妊娠糖尿病与围生期抑郁关联的纵向队列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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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利用纵向队列收集的重复测量资料确定妊娠糖尿病(gestational diabetes mellitus,GDM)与围生期抑郁(perinatal depression,PND)以及PND的变化轨迹是否存在关联,探索围生期血糖和抑郁的时序关联。方法本研究基于实施性研究“基于初级卫生保健系统的围生期抑郁的筛查与管理”(perinatal depression screening and management,PDSM)项目的预研究,采用纵向队列设计,2019年5—9月在马鞍山市妇幼保健院招募纳入1 189名孕早期(≤14+6周)妇女,一直随访到产后一年。使用包含爱丁堡产后抑郁量表(Edinburgh Postnatal Depression Scale,EPDS)的自制问卷收集研究对象的社会人口学信息和抑郁情况。从电子病历系统中提取口服葡萄糖耐量试验(oral glucose tolerance test,OGTT)和空腹血糖(fasting plasma glucose,FPG)数据。通过logistic回归模型确定围生期不同时期GDM与PND的关联。根据EPDS得分,利用潜类别增长模型(latent class growth model,LCGM)将研究对象划分为不同的抑郁变化轨迹组,通过logistic回归模型判断GDM是否与抑郁变化轨迹相关联。通过自回归交叉滞后模型(autoregressive cross-lagged model,ARCLM),进一步阐明围生期血糖和抑郁之间的时序关联。最后,通过logistic回归模型确定在围生期GDM与抑郁和焦虑共患的关联。结果本项研究纳入分析的1 043名妇女中有313(30.0%)名妇女被诊断为GDM;PND在孕早期、中期、晚期和产后的检出率分别为17.2%、6.9%、6.8%、9.0%,全围生期PND检出率为26.6%;孕早期、中期、晚期和产后抑郁焦虑共患的检出率分别为14.8%、5.4%、4.9%和6.9%。单因素分析显示,年龄、孕前BMI、孕中期每周增重、职业、受孕方式、受孕季节、糖尿病家族史、孕次和产次是GDM的影响因素;年龄、孕前BMI、婚姻、工作状态、社会经济地位、意外妊娠和饮酒是PND的影响因素。调整相应混杂变量后,GDM与PND关联的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在围生期的任何时期,GDM与PND之间均不存在统计学关联(孕早期:a OR=0.714,95%CI:0.455-1.120;孕中期:a OR=1.211,95%CI:0.636-2.306;孕晚期:a OR=0.702,95%CI:0.344-1.433;产后:a OR=0.795,95%CI:0.420-1.507)。研究对象根据围生期的EPDS得分分为两个抑郁变化轨迹组:高-下降组(29.3%)和低-下降组(70.7%),GDM对PND变化轨迹的影响没有统计学意义(a OR=1.092,95%CI:0.797-1.497)。EPDS和FPG的路径分析结果显示,只有EPDS和FPG的自回归路径有统计学意义(b EPDS分别为0.460,0.582和0.534;b FPG分别为0.190,0.414和0.151,P均<0.001),两者的相关路径(r分别为0.042,-0.035,-0.038和0.027)以及交叉回归路径(b EPDS→FPG分别为0.011,0.048和0.017;b FPG→EPDS分别为-0.030,-0.012和0.033)均不具有统计学意义(P均>0.05)。GDM与整个围生期的抑郁焦虑共患(孕早期:a OR=0.806,95%CI:0.490-1.328;孕中期:a OR=1.138,95%CI:0.519-2.498;孕晚期:a OR=0.644,95%CI:0.271-1.533;产后:a OR=0.602,95%CI:0.269-1.347)均不存在统计学关联。结论本前瞻性纵向队列研究发现,GDM/血糖与PND之间不存在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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