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取得了飞跃式发展,跃居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综合国力日益增强,国际地位逐步提高,城乡居民生活水平逐步提高。随之而来的是,我国以工业化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也对我国的生态环境带来了沉重的压力,由于我国工业化起步比较晚,环保意识不强,技术水平落后,粗放式的经济发展方式使得我国工业生产投入高、产出水平低且对环境损害较大,部分地区水资源、大气质量和土壤造成了较为严重的污染,极大地影响了居民的生活质量。随着我国政府、社会和城乡居民对环保的重视程度逐步提高,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成为我国经济社会的重点方向,环境治理投资的力度逐步加强,为污染治理提供了强力的物质支撑。首先,本文对我国环境污染及治理投资的基本情况进行了分析,构建了反映各地区环境治理投资效率水平的评价体系,运用超效率SBM模型测算了我国31个省市2013至2017年的环境治理投资效率,发现我国环境治理投资整体效率水平较低,大部分省市的效率值处于无效状态,有超过一半的省市效率值远低于效率均值,且省市之间存在较大的区域差异,整体呈现两极分化的态势,虽然各个省市对环境治理的投资力度越来越大,但从效率水平以及规模报酬变化趋势来看,可能存在盲目扩张出现投入冗余的现象,规模扩张速度过快但资源配置能力弱,导致效率降低。其次,采取Dagum基尼系数对我国东部、中部、西部的效率值进行比较空间分析,发现我国环境治理投资效率的空间整体差距在2015年之前处于下降趋势,但是之后又呈现扩大趋势。西部地区的地区内差距逐渐缩小,中部地区内差距逐渐扩大,表明各地市间出现分化的趋势,东-西部地区之间差距最大,中-西部地区间的差距最小,且2015年后东-西部地区间的差距扩大,地区间差距愈加明显,通过空间差距的贡献率可见,空间差距的主要来源主要为地区间差距。再次,采用Tobit回归模型实证分析了我国环境治理投资效率的关键影响因素,发现经济发展水平、科技支撑、人力资本、人口密度、对外开放程度是影响环境治理投资效率的显著因素,并且经济发展水平、科技支撑、人口密度、对外开放程度均对投资效率有显著正向影响。最后,根据实证研究结果提出相关政策建议,要通过构建多中心治理体系、优化环境治理投资方式、建立完善的环境治理制度、提高环境污染治理技术水平、调整优化产业结构来提升我国环境治理投资效率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