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开刑法典,我们会找到诸多“主线”,比如罪刑法定、罪责刑相适应等。这些“主线”将刑法各部分连成了一个有机整体,保证了刑法的逻辑完整、体系完善。在刑法的基本原则之下,我们还可以找到诸多“主线”的影子,权益保障、一般预防、功利主义等等。亲情因素,是其中之一。如果我们细心,会发现现行刑法诸多制度设计上都闪耀着亲情因素的光环。将此因素做体系化的研究,便是作者的初衷。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史,家庭亲情、人伦道德剪不断、理还乱地横亘其中。从春秋决狱到亲亲得相首匿,从德主刑辅、礼刑并用到准五服以治罪,无不着体现着亲情因素作用的影响。文化的本土性、传承性使得我们在考察现行立法时,也要谨慎对待这些传统和做法。各国的发展历史不同,一味追逐外国的“先进”立法,或者真是舍本逐末的不明智之举。本文试从现行刑法的总则、分则两部分入手,探讨诸制度中亲情因素的现状及其回归之路。本文第一部分将介绍刑法与亲情的一般关系,着重论述亲情也是刑法需要关注的对象之一,维护亲情也需要刑法的努力。文章的第二部分从总则和分则中的七个方面即拘役、自首、立功、假释、亲亲相隐、亲属相盗、亲属相犯等分别论述了亲情因素在相关制度中回归的必要性和路径。最后本文将对各个部分进行总结并得出作者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