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宁作为儒家孝文化的发祥之地,在两汉时期,与丧葬礼俗紧密相关的碑刻文化在这一地区极为兴盛,是全国汉碑分布最为集中的地区,书法界早就有“中国汉碑半济宁”的说法。在今天的济宁地区,两汉碑刻众多,从时间上看,它们贯穿两汉四百年间的历史,从书体上看,有篆书,有隶书,从制作水平上看,有逸笔草草的率意而为,更有众多书刻精良的嘉石。从西汉初至东汉末,碑刻由石质粗粝、形制不固定逐渐发展为具有一定形制、功用的丰碑巨制,一方面由汉代碑刻自身发展的趋势使然,另一方面也是汉代特殊的社会文化促使了碑刻的发展。济宁地区的汉代碑刻,因社会功用、碑刻形制、工具材料、刻工水平等诸多因素造成书风各不相同,鉴于此,本文将碑刻分为刻石、碑、画像石题记三类来进行碑刻书风的研究,而在每种形制中,其书风又有差异,因此又在此基础上作了更详细的分类来全面把握其书法风格的特点。汉代书法艺术虽然具有审美意识,但还没有进入艺术的自觉时期,与后期更多强调书家的个体表现意识不同,因此本文在考察济宁地区汉代碑刻书法风格形成的原因时,与汉代的时代背景相结合,综合考虑影响碑刻风格形成的主客观因素,总结出碑刻的形制及其功用目的、工具与石材、刻工的“二度创作”以及汉代审美思想的作用四个方面,分别论述了它们对济宁地区汉代碑刻书风形成的影响。随着清代碑学的兴起,隶书在清初又重新焕发生机。济宁地区的汉碑凭借其风格多样、刻工精湛、数量众多的优势,自然成为清代书家取法的对象,特别是曲阜一带代表汉隶最高成就的碑刻,如《乙瑛碑》、《礼器碑》、《史晨碑》、《衡方碑》、《孔宙碑》等,其方整平正、端庄典雅的风格特点对清代书家隶书的学习影响很大,先后出现了以郑簠、邓石如、伊秉绶等为代表的隶书大家,他们对清代隶书的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本文最后,通过考察清代书家与他们隶书学习所取法的范本,来论述济宁地区汉代碑刻对清代书家隶书学习的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