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资源与生态之间的互动关系是当下中国学术界的热点议题之一。人文生态研究在中国的兴起既有学术发展和引进的内在原因,同时也具有现实的必要性。中国在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道路上以前无古人的速度迅猛前进,但是环境污染的阴霾也迅速的笼罩了中国。环境问题成为了事关全民的重要民生舆论问题。生态平衡与和谐发展甚至进入国策成为指导今后中国发展的原则性观念。本文的研究不过是人文生态研究大潮流中的一朵小小的浪花。此项研究与一般性的生态研究在视角上有所不同,主要是通过对黄岗侗寨——一个仍处于前工业社会以传统农业为主体生计的高山侗族村寨——的人口过程、生计需求与家户循环周期的考察来展现人类生态适应的一个小小的截面。作者希望藉此来探索“简单”社会状态下的人类适应过程(Adaptive Processes),探求人类以“社会”为体进行生存适应的基本逻辑。本文以朱利安·斯图尔德文化生态学的“适应研究”(Adaptation)作为主要的理论基点和组织研究框架的内在逻辑。在具体的研究和行文中,同时吸取了马文·哈里斯文化唯物主义的一些相关理论观点。另外,创始于人口学家约翰·考德威尔以社区人口为研究单位的“微观人口学”和法国人口学家阿尔弗雷·索维的“适度人口理论”也都对本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简单说来,适应研究主要探讨的是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环境自然包括自然环境和社会历史环境。环境对一个社区的人口及其生计既给予了发展的机会,同时也给予了约束性的限制。周边环境给予的机会与限制是个体和一个“人口”采取适当的适应策略(Adaptive Strategies)的前提条件。人的能动性在环境的结构之中不断的适应环境并渐进的改变环境,同时也在不断的重塑自身。这是一个永不停歇的动态过程。完全凝固和停滞的社会在理论上是没有的,在现实中也是极少见到的。个体决策(Decision-Making)、适应策略和适应过程是人类“适应’的不同层次、不同单位的体现。本文的所有内容都是围绕这一基本线索而展开的。黄岗是一个理想的田野地点和研究对象,主要是因为黄岗侗寨是一个用流行语来说比较“原生态”的村寨。在经过新中国各种运动和30年市场经济的洗礼之后,很多民族村寨在文化和经济上都与大环境逐渐趋同,虽然黄岗也逐渐走上变革之路,但是目前这里仍是一派小农经济下的田园风光,侗族的传统文化保存地仍然比较完整。其重要特征有三。一是黄岗两百多年来一直实行村寨内婚,从人口学上讲是一个典型的“封闭人口”,是研究社区人口自发变动的理想样本。二是黄岗与侗族南部地区的许多村寨一样,具有自我控制人口的观念和实践,因此现代的计划生育政策对其社会和文化传统的影响有限。三是黄岗社会实现了生态上的动态平衡,作为生计主体的传统稻作农业实现了精巧的生态循环。黄岗由于具有传统的控制人口的观念和实践,它的传统生计不具有随人口不断增长而来的扩张性,再加上由历史原因造成的对一个村寨来讲十分广阔的地理范围,使其生态平衡具有了内在保证。虽然在解放后由于国家权力和政策造成黄岗人口比以前更快的增长,但并未达到破坏原有生态关系的程度。黄岗的生态平衡不仅体现在人与自然的物质关系上,也体现在黄岗人的文化精神上,各种宗教仪式和日常对待自然界的行为观念都充满了生态智慧。所以黄岗这一在物质循环和人文精神上都具有生态平衡和环境保护意识的社区对于人文生态研究来说可以具有重要的意义。而黄岗人的生态智慧正是个体和整个社区不断“适应”的结果。本文外显的行文线索主要是人口与家户生计的互动关系。在文中,首先介绍了黄岗概况。对黄岗的地理位置、村寨格局、房屋建筑、历史发展、房族组织、宗教生活和其他社会组织进行了概述,使我们对黄岗能有一个整体性的认识与把握。在文章的主体部分通过翔实的民族志描述,探讨了黄岗的自然资源、传统生态农业、劳动方式与市场影响下的经营活动和外出务工这些新变化,把个体生命过程中重要的人生事件与家户发展周期相结合并把这种关系的影响延伸至家户经济生活的外在表现形态上。对黄岗的人口结构和人口过程进行了详细的数据分析。探讨了黄岗的人口学特征特别是生育率与周边环境和生计模式的关系。在论文的结尾部分结合黄岗这一具体案例对“适应研究”进行了概况性的讨论,并且从不同人的角度和立场对黄岗未来发展的可能性进行了简单评述。总之,本文志在通过“适应研究”的理论路径来理解黄岗人口、生计、文化与资源之间的内在关系,通过把人口学因素引入到人类学更好的理解黄岗的社会与文化。希望本项研究能够为中国的人文生态研究做出一点微小的贡献。希望本项研究能够对人类人口学这一新兴的人类学中的基础性研究分支的种子能够在中国埋入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