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舆地纪胜》是南宋中期王象之编纂的一部地理总志,成书于嘉定、宝庆间,共200卷。此书在后世评价极高,详赡分明,体例谨严,考证极其核洽,被誉为南宋总地志中最完善的一部作品。以往地理书的“佐明王扼天下之吭”,四至八道,地理区划,山川形势,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但《舆地纪胜》改变了这一传统模式,王象之在此书的序中表示,他想要“收拾山河之精华”,“使骚人才士于寓目之顷,而山川俱若效奇于左右”。“以资词人学士歌咏文字之用。”于是“凡郡县风俗、山川英华、人物奇杰、吏治循良、方言异闻、故老传记以及诗章文翰之关于风土者,都在纂辑之列。”。由以上可见,《舆地纪胜》蕴含的古代文化与文学材料极为丰富,无疑是研究古代文化与文学的一部重要典籍。《舆地纪胜》的初稿约于1221年(嘉定十四年)完成,定稿于1227年(宋理宗宝庆三年)。此书的版本及其流传问题章邹逸麟先生的《<舆地纪胜)的流传及其价值》,及李勇先先生的《<舆地纪胜>研究》中有详细的阐述。总而言之,《舆地纪胜》的宋本面貌可以说至今仍能从今传本大体看出,其中所引用的各种材料实为宋时流传的一种形态,其文献价值自然也就值得充分重视了。《舆地纪胜》的文献价值在于其创作时代接近唐朝,最大程度上保存了唐代文献的原貌。主要从三方面进行讨论,一是所引唐诗的异文,二是所引唐诗的辑佚价值,三是引唐诗的淆乱问题。《舆地纪胜》在辑佚方面的价值稍显薄弱,主要在引诗异文以及作者淆乱问题上。造成失误的原因,从主观上来说有的是因为王象之的疏忽大意,导致前后矛盾,作者和诗的内容混淆。从客观上来看,有的是因为是作者的名气太大,有些是因为作者的人生经历相似。《舆地纪胜》的创新在于其把地理志这种纯科学性著作演变为人文性地理学著作。他的“收拾山川之精华,以借助于笔端,取之无禁,用之不竭,使骚人才士于一寓目之顷,而山川俱若效奇于左右”不难看出《舆地纪胜》的目的在于“纪胜”之上,因此,载录景观记载的同时,搜罗相关诗文,取其精华记载在条目之中,增添气人文趣味性,把其余相关诗歌整理专门收录在诗一门当中,以供参考。景观固然吸引文人骚客来此留诗,但是留诗同时保存了该地的特点以及地域文化。《舆地纪胜》所引唐诗反映的唐诗流传状况。唐诗在地域的流传分布是一定的特点,大体以江南东路为中心辐射全国。江南东路是整个南宋文化的中心,是引诗数量最多的一路,并且超过是政治(京畿所在)的两浙西路,除却应为经济因素的影响下,更重要的是应为其人文资源的深厚,使得以其为中心,辐射全国。同时稳定性也是影响流传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边境如利州路、福建路等引诗远少于其它地区。从诗歌本身的流传来看,王象之引诗的根本原则是和所需引诗地区有一定的联系,如其所说“凡郡县风俗、山川英华、人物奇杰、吏治循良、方言异闻、故老传记以及诗章文翰之关于风土者,都在纂辑之列。”以联系的紧密性来选录诗歌。其次,诗歌的流传还和诗人与当地文化的联系程度。这不仅是在《舆地纪胜》一书中的规律,文人和当地文化联系越加紧密,其流传的时间则愈久,才能为后人所知。最后,诗人的流行程度也属于王象之的考虑范围之内,比如宋代李杜占有主导地位,而且地位不分轩轾,因此王象之大量引用了二人诗歌。再如大历年间诗坛寂寥,诗作不佳,虽然如大历十才子有不少山水诗,但王象之避免选择此段诗歌,因此此段诗歌引用最少。总体来说《舆地纪胜》在文献学上,在文化地理学上都有相当大的贡献。希望通过本文可以略窥一二,以供后来人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