码头搬运业是重庆近代社会经济发展中一个不可或缺的行业。近代以来,经历了清末重庆开埠时期、第二十一军控制重庆时期、抗日战争及国共内战等历史时期。重庆地区的码头搬运业在行业规模、组织状况等方面都有了显著的发展。同时,搬运工人的社会生活也受到了不同时期社会经济状况的影响,并呈现出不同的特点。本文以近代重庆开埠通商以来的码头搬运业为研究对象,研究这一行业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演变,并重点论述了码头工会成立对码头搬运业的影响；政府对码头搬运业的管理变迁,并对码头搬运工的生存状况进行探讨。重庆开埠后,随着川江航运业的发展,重庆码头搬运业得到初步发展,逐渐成为重庆地区交通运输中不可或缺的一环。第二十一军控制重庆时期,重庆的行政地位提升,处于刘湘“军人干政”的控制,政局相对稳定。当局政府积极修建和完善相关码头设施,促进了码头搬运业的发展。抗战军兴以来,大量物资涌入后方,加之重庆成为国民政府的陪都,“下江人”纷纷涌入重庆,重庆进入空前繁荣的历史时期,重庆码头的货物吞吐量、物资数量等都有了很大发展,码头搬运业也得到空前发展。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迁回南京,各方势力试图控制重庆码头,码头形势复杂化。近代重庆码头搬运业行业组织在不同历史时期呈现出不同的发展变化。重庆开埠初,袍哥势力控制了重庆码头行帮。在袍哥把头的带领下,码头行帮具有很强的垄断性,各个行帮把头分别控制了不同区域的码头搬运。第二十一军控制重庆时期,码头搬运业中的传统行帮纷纷改组,成立工会。工会虽然保留了传统行帮的一些特点,在组织上又有向近代化转型的趋势,组织机构更趋规范,因而较之开埠初期的行帮,更能维护搬运工人的利益。工会的建立,使得工人凝结成一股社会力量,在民族主义浪潮兴起的1920年代,表现出某些符合时代潮流的“近代精神”。在工会的引导下,工人能够争取一部分自己的利益,并与帮会势力、政府当局进行一定程度上的博弈。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对码头秩序进行整顿,加大了对码头工会组织的监管力度,不仅对码头工会的组织形式进行改革,更引导其在经济功能上向近代行业组织过渡。码头搬运工的生活状况在不同历史时期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开埠初期,由于传统行帮组织的限制,码头行帮中存在许多剥削方式,工人难以维护其正当利益。收入方面,由于码头搬运行业实行转包制,掌握了工作资源的各级包工头、把头等,往往抽取扣头,盘剥工人,工人无力反抗。码头搬运工人的生活,总体上看异常艰难,工作时间、劳动强度等都比较强。抗战初期,重庆行政地位提升,大量物资聚集重庆,使得重庆出现短暂的繁荣,也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因此,工人收入得以提高。但好景不长,随着国民经济的逐渐恶化,社会最底层的码头搬运工也是首当其冲,深受其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