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劳工的连跳事件引发社会对新生代劳工和富士康企业的关注。富士康是劳动密集型企业，在中国拥有近百万劳工，大部分劳工是新生代农民工。2010年8月，富士康落户郑州，在短短的两年时间内组织近20万的新生代劳工。这些新生代劳工的特点是，年龄在20-30岁间，文化程度较高，部分劳工具有大专及以上学历。新郑富士康劳工大约一半是省外务回流的河南籍劳工；三分之一是郑州地区发生职业流动的劳工；六分之一是省内流动来新郑富士康的劳工。从户籍地分组看，距离新郑越远的地级市的劳工就越少，劳工在河南省内分布呈现出“环状梯度”。富士康内迁只是沿海地区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迁移的一个缩影。由于民工荒和用工成本的上升，沿海地区的部分产业（主要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与之相伴随的是用工需求的转移，劳工需求的转移引发了劳工供给的空间转移，即劳动力要素的区域性流动。这些区域流动的劳动力大多是中西部流向东部沿海地区的劳工，他们大多属于低端就业。劳动力市场是存在分割的市场，农民工处于次要劳动力市场，他们的流动性很高。不同区域劳动力市场的工资水平差距引起劳工在区域性流动。从劳工个人的微观视角看，劳工个人的流动决策不仅受工资收入的影响，同时也受到年龄、文化程度，技能水平等人力资本因素和照顾家庭、教育子女等家庭因素的影响。本文认为新生代劳工在基于个人效用最大化做出流动决策，“距离”是影响劳工个人效用重要因素，“距离”（指原住地与务工地的距离）缩短增加的效用大于工资降低的减少效用，劳工就会向使其效用增大的地方流动。人力资本因素对人口迁移的影响是通过它的收入效应，人力资本的积累提高了劳动力在就业时获得较高的工资收入水平可能性，为了获得高工资水平而发生职业流动。劳动力在职业流动中，也会获得工作经验的积累，劳动力职业流动也往往是追求更高的工资收入。本文利用在新郑富士康的调研数据，运用累积Logit回归模型分析劳工工资收入水平的影响因素，人力资本和职业流动的收入效应。分析结果表明，教育是积累人力资本最重要的方式，对人资资本的收入效应贡献最大。新生代劳工中，文化程度越高工资收入水平越高。劳工在务工期间积累的工作经验形成的人力资本也有收入效应，外出务工时间越长多人力资本积累的收入效应才会越明显。职业流动也有收入效应，工作变换频率对劳工工资水平影响呈倒“U”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