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年龄段人口的经济行为具有“异质性”。老年人口、少儿人口和劳动年龄人口的生产行为、储蓄行为、消费行为、投资行为等存在显著差异。那么,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必然通过影响一系列中介变量最终传递到经济增长上来。人口年龄结构变动所带来的影响是多方面、多层次、多维度的,既包括经济方面的影响,也包括社会方面的影响；既包括宏观层面的储蓄、消费、投资、经常项目差额等的影响,也包括微观层面的家庭结构变化、子女抚养、老年赡养等的影响。一个国家或地区属于“幼年型”、“成年型”还是“老年型”与这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存在密切关系。但是,关于人口年龄结构变动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全面系统研究,在国内仍然相对缺乏和薄弱。深入探讨人口年龄结构变动所引起的经济效应以及系统研究其传导机理对于人口年龄结构变动明显以及即将发生重大转折背景下的中国经济增长具有重要政策含义。人口年龄结构变动过程中,劳动力抚养负担减轻会形成一个有利于经济增长的极为重要的“结构性红利”——人口红利。人口红利是21世纪中国跨越式发展的动力,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机遇期,是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源泉。探讨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如何充分地获取人口年龄结构变动所带来的这种结构性优势,对于中长期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具有重要启示。如何利用人口红利积累的社会经济基础来应对未来的人口老龄化和人口负债也是亟需研究的重要课题。论文着力探讨人口年龄结构变动以及因之带来的人口红利的宏观经济效应。内容主要围绕以下几方面展开：第一,构建人口年龄结构变动作用于经济增长的传导机制——储蓄(投资)机制、居民消费机制以及净出口(经常项目差额)机制。第二,建立人口年龄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宏观分析框架。一方面从国际视角分析“东亚奇迹”中人口转变的作用；另一方面构建空间面板模型分析人口红利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以及其“外溢效应”。第三,提出利用人口年龄结构变动促进经济增长的战略和对策,主要围绕“后人口红利利用和挖掘战略”和“人口红利消减的替代与转换战略”两部分展开。具体而言,全文共分为9章。首先是导论。这章提出研究背景、研究意义以及探讨的问题,阐述了研究思路、研究内容和框架设计,总结论文的创新之处,并指出未来进一步的研究方向。第1章是理论支撑和文献综述。首先对人口转变理论、生命周期理论、人口变动与经济增长理论进行了简要回顾。在此基础上,分别从人口年龄结构作用于经济增长的理论研究、经验研究、最新进展以及研究评介等四方面对国内外相关研究进行较为系统的梳理,为后文的深入分析提供基础和支撑。第2章是研究基础。这章对人口年龄结构及人口红利的概念进行讨论和界定,对人口年龄结构变动情况以及这种变动作用于经济增长的内在机理做出初步探讨,提出了人口年龄结构变动作用于经济增长的“三条子传导机制”。第3章分析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储蓄率的影响。这章在引入人口年龄结构变量的生命周期储蓄函数基础上,采用二步系统GMM方法,通过工具变量解决变量的内生性影响,进而分析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储蓄率的影响。经验研究发现,生命周期模型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中国的高储蓄率。少儿抚养负担对储蓄率具有显著影响,并且在10%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老年赡养负担对储蓄率的影响为正,但并不显著；总抚养负担减轻带来的储蓄率提高主要是由于快速下降的少儿抚养负担引致。未来应密切关注抚养负担变化尤其是老年赡养负担变化如何影响居民储蓄以及因之可能发生的各种经济社会变化。第4章分析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居民消费率的影响。这章在提出“三个假说”基础上,利用我国30个省市区1990-2006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动态GMM估计。少儿抚养负担对消费率存在显著影响,但老年赡养负担对消费率的影响并不显著。少儿抚养负担的减轻显著降低了东部和中部的消费率,但对西部地区的影响不显著。少儿抚养负担在全国水平上以及东、中部地区的快速下降是1990年以来居民消费率持续向低振荡的重要原因之一。然而,随着少儿抚养负担下降空间的缩小,它对消费率的影响将逐渐趋弱,而老年赡养负担的变化对居民消费率的影响值得进一步关注。第5章分析人口年龄结构对净出口贡献率的影响。这章首先提出人口年龄结构变动作用经常项目差额的“三阶段说”和传导机理,进而从国际面板数据和中国时序数据两个维度出发,采用混合估计、静态面板估计以及动态面板估计对人口年龄结构的这一影响进行实证。经验研究表明：抚养负担变化对经常项目变动具有显著的反向冲击,发达国家人口年龄结构对经常项目差额的影响主要通过老年赡养负担进行,而发展中国家(地区)和亚洲国家(地区)主要通过少儿抚养负担进行。长期而言,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带来的劳动力负担减轻促使经常项目盈余。充分利用现有的经常项目盈余(贸易余额)或者说充裕的资本进行跨国投资,增加资本利得,是应对未来年龄结构老化的关键之举。第6章分析了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东亚经济增长的影响。首先通过构建人口转变指数刻画了东亚国家和地区人口转变的“不同步性”——三个梯队。在此基础上,引入空间矩阵w构建空间面板计量模型,对1969-1996年东亚经济起飞的历史数据进行经验分析。结果发现：人口转变显著地促使东亚经济起飞,而东亚的经济社会发展政策为利用人口转变创造了条件；少儿抚养负担和老年赡养负担变化均对东亚经济增长产生负作用,但在相同的变化幅度下,前者的影响小于后者。东亚经验对中国具有重要启示意义。第7章对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和人口红利进行全面评价。本章评价了人口红利的动态性,并对区域之间、地区之间、国家之间的人口红利及抚养负担进行比较和预测,最后对人口红利的获取背景、经验以及不足等进行了探讨。第8章对中国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检验。基于1990-2007年30个省域单元的空间动态面板计量模型,本章分析了人口红利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以及人口红利的“外溢效应”。结果发现：人口红利的显著增加促进了省域经济增长；东部存在显著的人口红利外溢,但中、西部的外溢效应不显著；从区际来看,东、中之间存在一定的空间“溢出效应”,而其他区域之间均不显著。人口红利的出现显著促进了中国经济增长,但人口红利的“溢出”并未得到最有效的发挥。应创造人口红利的吸收条件,促进人口红利充分流动,适时选择延续人口红利。第9章提出利用人口年龄结构变动促进经济增长的战略对策。一方面,应积极实施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战略、劳动力“全流通”战略与充分参与战略、老年市场参与战略、退休年龄延长战略、集中型抚养和赡养战略、人口红利应对人口负债战略,充分利用和挖掘“后人口红利”。另一方面,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发展,人口红利终将消失,应推进实施劳动力质量优势转变战略、“第二次人口红利”获取战略、人口红利消逝与退休年龄延长和计划生育政策调整相协调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