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亮与六便士》是威廉·萨默塞特·毛姆重要的长篇小说之一,也是毛姆创作生涯中极具实验性意义的一部作品。与毛姆早期的小说相比较而言,其中后期的小说作品在叙述风格上变化很大,吸收了很多现代性的技巧和内容,而《月亮与六便士》这部小说恰好处于其创作转向中的一个重大节点。因此,为了揭示毛姆创作转向的原因和隐藏的自我,本文以《月亮与六便士》为例,重点分析文本和意义的生成,探寻背后隐含的作者自我。毛姆在这部小说里首次采用现代主义的叙事方式展开论述,即元小说的叙述模式、转换的叙述者和多重叙述声音以及双重视角等现代主义写作手法。另外还运用倒序和插叙的方式对小说男主人公的行动进行贴图式和跟踪式的记录,塑造了一个现代都市版的“鲁滨逊”式人物——斯特里克兰德。作者借助这一人物,通过空间和视线的转移,观察展现当时的英国社会文化生活,并对此进行了深度的反思,最终由自我矛盾走向自我的统一。以往关于这部作品的研究,大多集中于对人物形象、创作风格和人性等层面的分析,对文本的分析和研究还很有限。因此,本文重点从文体的角度出发,结合以往的研究资料,以叙述学为导向,联系小说文体与文本思想意义之间的关系,探究小说叙述主体背后隐含的作者自我、叙述者自我与二者之间的关系,最后揭示自我所包含的内容。文章分别从四个方面深入探究毛姆小说《月亮与六便士》叙述中的多重自我,即小说时代背景和作家创作、元小说的叙述模式、叙述分层和叙述声音。文章主要有以下四个部分组成:其一,根据毛姆生活的时代、个人经历和作品,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探寻毛姆创作中自我形象构造的渊源,即人的生存境况和新型普世的价值观。在跨时代多元文化的冲击和战争的影响下,很多作家毅然选择了后者,毛姆却选择独居一隅,坚守着过去的传统和内心的精神家园,探索着、思考着文学的出路。另外,丰富的生活工作经历使毛姆有更多的机会接触观察普通民众的生活、体验生活,为他日后的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材料,也是毛姆思想观、人生观和创作观形成的重要来源。例如《月亮与六便士》这部小说中的很多情节和思想,就是根据他在旅途中的见闻经历进行创作的,关于这一点,毛姆在其他小说里面也曾提到。其二,从元小说的叙述模式来讲,文体与思想意义是分不开的,二者之间的关系决定了“如何说”和“说什么”,文体一方面传达作品蕴涵,另一方面折射时代特征和作家对时代的态度。元小说叙述模式并不新鲜,自中世纪以来已经出现于书信体、日记体、游记体等叙述体裁中,同时代的法国作家莫泊桑已开先例。元小说即是作家在开篇和文中不断暴露自我、暴露小说的的故事性和虚构性的小说,表现小说只是作为旁观者的作者偶然的记录。毛姆中后期的小说大多延续了这种模式,本文的分析对象《月亮与六便士》首次采用这一形式,因此更具开创性、代表性和研究性。小说采用第一人称旁观者的叙述模式,有意将对话性和多意指向性的意识特征暴露出来,以此召唤被传统小说压抑的对话性和自我意识。毛姆以讲故事的形式演绎着严肃的内容,试图消解文学的重大意义,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对自由和理性的解构。其三,叙述分层。《月亮与六便士》中有三个叙述层次,共由三种叙述者完成叙述:超叙述层的作者自述、主层叙述中的斯特里克兰德的故事和主叙述层中人物叙述的次层叙述。在层层的叙述背后,剥离出来的是隐含作者对文本的真实态度和整个文本所呈现出的深刻寓意,直接指向现代文明与原始社会、理性与非理性、上帝与人(俗世)的二元对立关系。在这种对立中,作者严厉批判了现代文明制度,揭露理性下的骗局,反思人的生存境况,重新思考理性与非理性、上帝与人的关系。其四,叙述声音。作者试图通过不同的叙述者和跨层的“我”,构筑一种复调的结构,使人物和故事的整体面貌得以展现。由此,揭示作为记录者的“我”既是在“说”也在“被说”,同时也在与其他叙述者交换对话,通过转换人物身份延续叙述。在这些不同人物身份的叙述背后,也暴露了一个个鲜活的个体和人类整体群像,小说通过二者的对照,描绘了人性的失落和反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