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莱希特毫无疑问是影响我国新时期戏剧最大最深的西方戏剧家。本文希冀以布莱希特戏剧体系中辩证思想和人的观念为维度，探究其对中国新时期戏剧影响和接受的历程，最终得出“从辩证到综合”的影响接受模式。这里的“辩证”不仅指向布莱希特戏剧体系内在关联，即舞台各元素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艺术审美和社会功效的关系，以及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发展论和戏剧艺术表现与创新的关系;而且揭橥布莱希特与我国新时期戏剧之间的比较关系，即我国接受布莱希特过程中所出现的整体与局部、理解与误读、理论与实践以及艺术追求与意识形态导向等具体情境。而“综合”戏剧观则指我国接受西方先进戏剧的影响，渴望通过吸收、甄别、借鉴和转化后得出中国戏剧的理想模式。无论是新时期现实主义戏剧、探索实验戏剧，还是当代戏曲和先锋戏剧都期望这样的综合戏剧。然而，综合戏剧与辩证戏剧最大的鸿沟为体系化的分歧:综合戏剧寄希望于戏剧各优势元素的组合、拼凑，而忽视统筹各元素的灵魂，忘却更高层次的体系建构。此外，如果说切片式的接受过程可归咎于实用主义心理作祟的话，那么，标签式的定位和符号化的涂抹就完全暴露我国新时期戏剧接受语境的尴尬。　　本文以影响接受研究的作为主要方法，试图进行布莱希特与我国新时期戏剧的影响研究和平行比较研究。　　全文共分五章:第一章，从两个层面即戏剧文学理论层面和戏剧舞台层面，以学理视角梳理布莱希特进入中国的途径、接受转化过程和学术研究进程;第二章为布莱希特与我国当代戏曲的双向影响研究，其中布莱希特对我国新时期戏曲的影响研究有一定的开创意义，并尝试布莱希特与中国荒诞川剧之比较;第三章是布莱希特与我国新时期现实主义戏剧的比较，详实地论述其对我国新时期现实主义戏剧的接受影响和具体转化，并以沙叶新与布莱希特就剧作家创作，和以徐晓钟与布莱希特就舞台导演艺术进行影响研究和平行比较;第四章为布莱希特与我国新时期先锋戏剧比较研究，首先阐述我国新时期后期先锋戏剧对布莱希特的接受和荒诞派的改造:然后以戏剧的大、小剧场为维度尝试比较;第五章是布莱希特与高行健戏剧的个案比较，本章从表演理论、舞台导演和剧本创作等方面入手，系统且深入地展开两者之间的影响研究和平行比较。　　在每一个章节的比较研究中，人的观念和辩证理念都始终渗透其中，有效地折现出中西戏剧的民族化和全球化，以及当代戏剧本体的创新和人学主体挖掘的深广度。这样不仅承接了东西方文化传播所架构的桥梁和纽带，而且彰显各自民族特性，凸显创作主体个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