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防是一个国家维护主权安全和开展对外斗争的重要支撑力量。如何在国家资源约束下,合理分配国防和非国防领域的资源投入,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即既能有效保证国防需求,又能在经济承受的范围之内、实现经济与国防和谐发展,是文章主要要回答的问题。国防财政规模与构成关乎国家安全与发展。本研究在国防财政相关理论研究的基础上,运用计量经济学方法从国防需求角度对影响我国国防费规模的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确定了国防费投入的方向。从国防供给角度,通过国际比较,运用大国防务负担离差分析方法,测算出我国最优国防财政规模。进一步,在总量确定的条件下,通过国防费结构优化和改进国防费管理方法,提高国防费使用效率,与国际发达国家做法比较,找出优化我国国防费结构的路径以及在国防费管理方面值得借鉴的经验,是为文章思路。本研究主要内容和结论如下：以1991年海湾战争为标志,战争形态向高技术含量化、网络化、一体化和作战方式多样化等为特征的信息战转变,即国防经济的产业结构“进入一个具有高级工艺的新时代”时期,是为本文研究的时代背景。国防作为一种公共产品,本身具有无法度量的私人交易成本、国防效用潜在性以及提供强制性等特殊属性决定了国防必须由政府供给。同时,国防在提供国家安全这一公共产品服务外,还具有保障国防现代化和信息化发展,优化资源配置以及对国防经济活动进行监督管理和协调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和谐发展的职能。国家资源在短期内是一定的,投入国防领域的资源越多,投入经济发展和其他社会福利性公共支出的资源就越少。从长期来看,国防发展对其他领域存在安全、技术、人才以及管理等方面的溢出作用；对科技创新及经济结构升级也具有重要意义。对我国国防财政发展阶段的历史需要有一个清晰的认识。本研究利用两种方法测算了我国国防财政支出实际规模。即在运用传统的CPI(全国居民消费指数)替代法的同时,创新性使用价格指数权重替代法,通过军人生活费、装备费和维持费的权重分别计算实际规模,这样计算出的数据更能贴近真实的国防财政实际购买力。结果显示,运用第二种方法计算出的结果要小于第一种。原因是随着生产成本、人力成本的上升,工业品销售价格上涨速度高于消费品上涨速度,降低了国防财政支出的真实购买力。这从另一角度说明,建设现代国防,提高装备水平,在国防财政支出约束不变的前提下,需要增加装备费支出的比重。其次,运用几何平均法和半对数模型法分别对建国以来我国国防财政支出的名义增长率和实际增长率进行了计算,并分析了我国国防财政的波动特征。总体上看,在经济增长较快的时期内,通货膨胀是常态,因而要保证国防财政建设的持续性,其增长率要随着通货膨胀的上升而增加,一方面弥补过去国防财政支出实际年均负增长的历史欠账,另一方面,随着我国通货膨胀率重心上移,国防财政支出的增长速度要有所提高。要制定科学的国防财政政策,必须清楚影响国防财政支出的因素及影响力大小。本研究运用计量经济学方法,对影响我国国防支出的因素进行实证分析。根据地缘政治理论,结合我国国情,选取了反映国家经济增长情况的GDP变量以及九个国家和地区的国防费作为解释变量,包括美国、俄罗斯、中国台湾地区、印尼、马来西亚、日本、菲律宾、印度和越南,并将前五个国家划分为为潜在冲突国或地区,将后四个国家划分为直接冲突国。研究结果表明：长期内,我国国防支出水平与国内生产总值、直接冲突国、潜在冲突国的国防支出存在长期协整关系,影响最大的是潜在冲突国国防费,其次是直接冲突国国防费和国家经济状况；从误差修正模型看,短期内影响我国国防费水平的因素依次为直接冲突国国防费、国家经济状况和潜在冲突国国防费。此外,从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来看,GDP增长与国防费增长是彼此的格兰杰原因,这说明国防经济的发展对国内社会经济运行具有一定的溢出作用。我国国防费最优规模的测算是全文的重要内容。对我国防务负担进行历史分析,并与主要国家或地区国防财政规模水平作比较,可以发现我国国防防务水平并不高。这里首次将印度纳入比较国家之中,运用大国国防负担离差分析方法对我国最优国防规模水平进行了测算。测算结果表明,我国最优防务负担(即国防财政支出占GDP的比值)区间为[2.09%,2.83%],中值为2.46%。我国防务负担提升至2.5%水平是符合国际惯例的可持续水平。然而,在实际操作中,受我国特殊的制度环境以及经济发展程度限制,2.5%这一数值是理论上的理想值,并非实际操作中的水平。在国防费结构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对我国国防费结构发展现状及存在的问题进行了研究。通过与美国国防支出结构比较,可以发现,我国应增加在国防装备和海上力量建设方面的投入,但根本上是提高国防财政支出规模。在优化国防费管理方面,国防预算管理、国防财务管理及军人待遇制度管理三方面都需要进一步加强。可以借鉴美国等国的先进经验,建立有中国特色的PPBE国防预算制度,建立并完善我国国防预算的责任机制和监督机制。最后,本研究认为近中期要提高我国国防财政政策的效率,首先要从国家安全利益出发,制定符合国家综合利益的国防政策；其次要从国防需求出发,制定符合经济发展水平的国防费规模；其三要从军事需求结构出发,完善符合战斗力生成最大化的国防费结构；其四要从我国国情出发,进一步完善我国国防费管理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