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金融理论认为，股票市场是有效的，股价能够准确地反映市场信息。然而，近年来大量的实证研究发现，投资者对市场上的公开信息未必总能做出准确而及时的反应，如股票市场存在的盈余惯性和价格惯性等异象(Fama，1998)。为了解释这些现象，行为金融学依据心理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对“理性人”假设进行了拓展（张峥和徐信忠，2006），其中基于投资者的有限注意导致对公开信息解读的不完全就是广为接受的解释上述异象的原因之一（李小晗和朱红军，2011）。有限注意理论认为，由于对外界刺激的认知与加工是一个复杂的过程，而认知资源（cognitive capacity）是一种稀有资源(Kahneman，1973)，投资者在处理众多相关信息时，会先从简单的、与任务更相关的信息入手，而延迟处理或者直接忽略不能对其产生刺激的信息，由此而产生投资者的“选择性关注(selective attention)”行为。　　基于投资者有限注意理论来解释证券市场上各种异象产生的原因，并对这些异象的经济后果进行探讨的文献层出不穷。许多学者就不包含实质经济意义的诸如股票代码、证券简称等信息进行研究，认为投资者的选择性关注使得这些信息也具有一定的“市场效应”。本文从股票名称中是否带有正确反映公司所处行业属性的字段这一特征出发，研究不同类公司在行业同步性上的差异，并就投资者投资行为和市场反应进行分析，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我国股票市场上长期存在的较高股价同步性产生的原因以及行业信息的传递机制。因此，无论就学术贡献而言，还是从现实意义方面进行考量，本文提出的问题都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和必要性。　　本文基于认知心理学和行为金融中的选择性关注理论，以中国沪深两市2004-2012年的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并以“股票名称特征对公司股价的行业同步性的影响”为基本研究思路，从理论和实证两个角度深入、系统地研究股票名称特征对公司股价与行业平均股价水平之间的一致波动性的影响。本文的研究主要围绕以下几个相互关联的子问题展开:(1)，探讨股票名称与股价的行业同步性之间的关系;(2)，分析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对上述问题的影响;(3)，分析市场态势对这二者之间关系的影响;(4)，探讨“0”类公司的滞后效应;(5)，就上述发现产生的经济后果进行深入的检验和分析。这五个问题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为:问题(1)处于基础地位;问题(2)和问题(3)是从不同角度深入分析投资者类型与市场态势对上述问题的影响;问题(4)是问题(1)的进一步拓展，问题(5)是对以上问题产生的经济后果进行实证研究。　　基于上述具体的研究问题，论文的主要研究发现和结论如下:　　首先，从公司股票名称中是否包含相应字段以反映出公司所在行业这一事实出发，本文将样本公司分为股票名称中反映了所属行业的公司（以下简称“1”类公司）和在股票名称中没有反映出所属行业的公司（以下简称“0”类公司），并通过实证检验来研究不同类型公司的股票收益与其所在行业平均收益之间的一致波动性问题。文章发现由于投资者对两类公司的关注程度上存在差异，在控制了公司基本面信息之后，股票名称中反映了从属行业的公司的收益波动与行业平均收益波动之间具有相对较高的同步性;而那些没有在股票名称中反映出从属行业的公司，其股价的行业同步性相对较弱。进一步，文章将在样本期间内改变过股票名称，并涉及到股票名称赋值“1”“0”变化的公司作为子样本来检验，参照时间序列分析的方法，将这些公司按照在不同的时间段内是否正确反映本公司所处行业划分为“1”类公司和“0”公司，并比较它们在不同时段内股价行业同步性的差异，研究发现，同一家公司在改变股票名称特征前后，其股价同步性有显著不同，在名称反映行业的时间段内，其公司股价与行业平均水平的一致波动性更高。上述发现结合了金融学与心理学的相关知识，并从行为金融的角度为我国股票市场上长期存在的高股价同步性现象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　　其次，本文在上述研究结论的基础上进一步发现，机构投资者因其在信息搜集和处理上的优势而降低了“1”类公司相对较高的行业同步性。由于不同类型的投资者在注意力的配置、接收信息能力与分析信息能力上存在差异，公司的投资者类型对于上述现象有显著影响:较高的机构投资者持股水平能够显著降低上述两类公司股价行业同步性的差异，这说明相对于个人投资者而言，机构投资者有更高的“理性”分析信息的能力。同时，基于市场态势类文献的理论基础，我们对样本期内我国股票市场进行了牛市与熊市区间的划分，并进一步检验上述结果在不同市场态势中的表现。文章发现投资者非理性行为会在牛市阶段更为突出，这一结论表现在，相对于熊市而言，当股市处于牛市阶段时，“1”类公司拥有相对较高的股价行业同步性的现象更为明显。　　另外，文章还发现，股票名称中没有反映所在行业的公司，其股价与前期的行业股价水平之间有相对较高的同步性，这说明投资者选择性关注影响了信息在不同类型的公司中传播的速度:“1”类公司股价能够更迅速地对当期行业信息做出反应，而“0”类公司对当期行业信息的充分解读存在滞后效应。基于盈余公告的市场反应和行业信息的传递效应等文献，我们研究了每年各行业首家公司发布年报后的市场反应，并探讨该反应在“1”类公司和“0”类公司中的不同。结果表明上市公司的盈余信息发布具有行业传递效应，即同属一个行业内的“无公告公司”的股票收益会随着“公告公司”的收益同向波动。由于“1”类公司对行业信息的反应更为敏锐，文章进一步发现，在同行业公司发布“好消息”或者“坏消息”时，事件期内的“0”类公司股价反应的幅度和速度都要弱于“1”类公司，利用该现象，投资者可以构造投资组合来获得超额收益。上述发现为探究我国证券市场上行业信息传递的内在机制提供了行为金融方向的研究视角，也对市场上的投资者具有投资策略建议方面的现实意义。　　以上研究结论表明，投资者的“选择性关注”影响了股票市场中参与者的投资行为，在投资者认知、筛选以及分析股票信息时扮演了比较重要的角色。投资者的认知心理作为我们研究股市发展与投资参与时所考虑的一个特殊方面，是影响我国证券市场能否健康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对于该影响因素的探讨可以丰富和拓展有关股价波动同步性、行业信息传递及其经济后果的相关文献，而本文主要基于行为金融学的理论视角对其进行理论解释和实证检验，更可以得出一些不同于传统理论且非常有趣的研究结论，因此具有一定的创新性。　　本研究的创新和学术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现有研究股价同步性的文献，大多建立在股票市场有效假设的基础上，从股价中所反映的公司特有信息含量（Morck et al.，2000;李增泉等，2011）或包含的“噪音交易信息”(Teoh et al，2009;王亚平等，2009)两个角度讨论股价同步性形成的原因和后果。本文则独辟蹊径，以行为金融学中的“有限关注”理论为基础，结合行为学和认知心理学等领域的相关发现，在对投资者的心理作用进行分析的基础上，选取了股票名称这一相对外生的指标来衡量投资者的关注程度，从而为中国证券市场上股价同步性现象提供了行为金融学方面的新解释，拓展了股价同步性的研究领域。　　第二，现有的国内文献将股价同步性视作公司特质信息（游家兴等，2006）或公司层面噪音交易（侯宇和叶冬艳，2008）的衡量指标。这种做法将公司股价中所反映的信息简单分成了宏观的“市场层面信息”和微观的“公司个体信息”两类，并没有特别重视中观的行业层面的信息在股票定价中的作用。本文以Piotroski andRoulstone(2004)为基础，将“股价同步性”进一步区分为“股价的市场同步性”和“股价的行业同步性”，将行业归属纳入分析股价波动原因的范围，从而深化了国内现有研究中对股价同步性的分类。同时，将投资者的有限关注和股价的行业同步性相结合，本文进一步研究了投资者关注程度对资本市场中行业间信息传递效率的影响，拓展了前人的研究视角。　　第三，研究机构投资者的文献大多认为，相比于普通投资者，机构投资者更有助于提高股票市场的信息传递效率(Balsam et al，2002; An and Zhang，2013)。但是这类文献缺乏对公司的信息来源进行分类，因此也就不能对机构投资者和普通投资者对不同来源的信息的解读能力的差异进行比较。本文通过对股价同步性进一步分类，讨论了投资者类型对股价反映公司各层面信息效率能力上存在的差异，从而发现，机构投资者和普通投资者都有解读“行业信息”的能力，但是机构投资者解读行业信息的能力相比于普通投资者更加理性。该发现对引导我国证券市场上不同投资者健康发展、理性投资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四，绝大多数研究盈余信息市场反应的文献只研究了未发布盈余信息公司的股票收益在其他公司的盈余公告发布后有何变化(Foster，1981; Greg and Norman，1987)，而没有去深入研究属于同一行业的不同类公司股价变动有何差异，并探讨其原因。本文则在国内首次探讨盈余信息发布在同一行业内不同股票名称类型公司之间的影响，为探讨行业内信息传递机制开辟了新的研究途径。国内外学者虽有涉及行业信息传递类的研究，并探讨了行业信息的“传染效应”与“竞争效应”，且研究了各种不同的信息发布所产生的市场反应(薛爽，2001;蒋义宏等，2003;李世新和刘兴翠，2012)，但是此类研究多从发布信息公司的特征或者就发布的信息特征进行探讨，极少从被“传染”公司的特征入手，讨论信息传递时的不同反应。本文在对投资者的心理作用进行分析的基础上，选取了被影响公司的股票名称这一相对外生的指标进行研究，从而为中国证券市场上行业信息的传递机制提供了行为金融上的新的解释，拓展了盈余信息公告后市场反应的研究领域。　　此外，本文的研究结论具有一定的现实投资意义与政策建议。一方面，本文的研究结论可以指导投资者进行投资策略的规划:由于证券简称与行业归属的不同特征致使股价波动与行业平均水平之间的联系紧密程度不同，从而导致了股价上涨或下跌的时间段不一致。利用这一特征，投资者可以构造不同的投资策略组合，从而获得超额收益。该发现可以有效引导投资者健康发展、有效投资，因而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另一方面，本文的研究结论可以为我们证券市场的监管者和政策制定者提供一定的指导:我国证券市场上的多支股票名称存在不规范不合理的问题，如未能正确反映公司所处行业等（陈旭鸣，2004;马林，2013），在我国股票市场治理整体上存在难以避免的问题的前提下，通过加强规范公司名称和证券简称，引导上市公司创造独特的名称或与其自身经营内容相符的名称，进而形成独特的商标权，使之转化为无形资产，明确其经济含义，有效引导投资者，提高公司价值，应该是一条可以改善投资效率的途径。再者，本研究结论有助于我们更为全面、深入地认识和理解公司真实所处行业和投资者认知的行业分类之间的差异，为我国相关产业政策的制定提供参考。在相关政府部门着力于产权改革的同时，如何对公司行业加以正确、合理的划分以期更好地解决资源配置效率的问题显得非常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