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丢首先是一个文化创业者,然后才是一个文化资本理论的集大成者。布丢或者被碎片式地直接套用,或者被贬为一无是处,对不丢思想全面深入的理解还有待时日。所以,本文呼吁认真对待布丢。人们通常在布丢的理论与象征暴力学说之间划等号,而布丢真正的价值并非如此简单。按照他的理解,文化资本是指当今时代以日常生活为基础的社会实践关系的资本化,它具体表现为身体、产品和制度等方面特定的文化内容与形式。文化资本投资就是一种社会行动,它既受惯习和场域的限制,又能动性地改变它们；社会行动的基础是在这个过程中所形成的实践感,而不是纯粹的理性计算。权力与意义之间对立统一的矛盾关系是文化资本存在和发展的内在动力,文化资本应当包括三个基本要素,即信息知识、象征形式和创新精神。布丢的文化创业实践是指他利用文化资本规律创造性地进行文化资本投资,建构理论、赢得学术地位并为社会做出贡献的过程。理解布丢文化资本理论和文化创业实践的关键,在于抓住其方法论上破除二元对立思维模式及以社会为本位的基本原则。在此基础上,结合他对场域、惯习和文化资本这些理论工具的界定与使用,我们可以比较全面地把握他对自己研究对象的建构、作品体系的布局、学术生产节奏的设计、研究方法与话语策略的使用,等等。布丢文化资本理论和文化创业实践的内在统一性由此得以体现。布丢的文化资本理论,对文化创业概念的兴起与发展具有直接开创之功,对创业理论的发展与转折也具有重大的启发和引导作用。更重要的是,布丢个人的生活经验、学术轨道和心路历程是文化创业理论和一般创业理论的充分体现。布丢是文化资本理论的集大成者,文化资本理论大都以他为源头或者重要参照尺度。布丢文化资本理论的发展,可以分为准备期、创建期、扩展期与升华期等几个阶段,而每一个阶段他都会根据社会发展形势和个人生活处境确定不同的研究对象、侧重点和相应的传播策略等,这是他理论特质的内在要求,而不是片面理解他的理由。20世纪50、60年代是布丢文化资本理论的准备期,而这时其理论特质与基本形态已经相当完备。通过对阿尔及利亚争取民族独立斗争现状、前途和命运的思考,布丢发现文化资本化是世界发展的历史潮流；通过对贝恩亚社会婚姻、家庭、生育策略的考察,布丢指出了传统农民阶级在文化资本化浪潮面前的生存危机。从理论上讲,布丢认为社会行动本质上是策略性的,社会生活是一种游戏,人们在社会游戏中建构现实,谋取利益。这样,布丢文化资本理论和文化创业实践的原则、框架与发展方向就基本具备。理解布丢文化资本理论的两个关键点就是象征计算与世界之肉。20世纪60、70年代,是布丢文化资本理论的创建期,也是其文化创业实践的关键期。布丢提出了“文化资本人”的假设,在权力与意义之间寻找和界定文化资本理论的社会位置与发展空间。他从教育和文化消费入手,寻找文化资本化的基本表现形式。结果发现,从根本上说文化资本是社会结构再生产过程中的意义表征体系；文化资本化离不开历史传承、标准规范和社会基础,这就是其合法性的根本要求；最终,文化资本结构是由国家政治经济力量综合决定的。对文化资本规律和社会条件的揭示与强调,是这个时期布丢文化资本理论建设的主要任务。这也是包括布丢本人在内的任何文化创业者需要首先面对的问题,这要求文化创业者认识和把握规律而不是在它面前无所作为。20世纪80、90年代,是布丢文化资本理论的扩展期。在充分研究文化资本在社会不同集团和阶级当中的分布状况与规律之后,他进一步通过具体分析高校教授群体文化资本结构与发展态势,指出文化资本投资和文化创业需要内化社会结构和社会规则。海德格尔的哲学理论和哲学创业模式是布丢的重要参照,通过对海德格尔的研究,以及对男权统治脆弱性的分析,布丢进一步明确了其文化创业的基本方法与工具,也坚定了文化创业的信念。在对法国文学生产场的研究中,布丢系统地总结了文学艺术生产的类型、特点与规律,突出强调了文化创业的基本方法与策略。在这个时期,布丢个人坚持文化生产的周期性和个人惯习的稳定性,致力于文化生产的组织建设和对社会现实的深度参与。这有利于他确立自己文化资本理论的学术地位,也有助于他赢得在英语世界创业与发展的重要机会。20世纪90年代以后,是布丢文化资本理论的升华期。在这个阶段,布丢文化资本理论的创造性品质充分体现出来,其文化资本理论和文化创业实践高度统一起来。这个时期,他正面分析和研究国家文化资本的运作机制,提出了公共文化资本建设的方向、日程、框架和原则方法。布丢认同精英教育是国家文化资本生产的基础,国家文化资本运作的基本机制,就是国家精英通过垄断社会地位和发展机会,而获得把握现实的能力和勇于创业的精神。精英教育为资产阶级提供了管理国家的人力资本储备。通过对国家文化资本这个文化资本化最高形式的分析,布丢特别突出了其弱自治性、多面性和非本质性。他希望抑制和转化象征暴力的消极影响,激活富有民主共和、自由平等的法国传统文化精神,重建国家文化资本。根据当时的社会现实,布丢强调,国家文化资本重建的问题与障碍,主要表现为无限制的新自由主义市场力量对国家文化资本的垄断性控制。为此,他分析了大众传媒对知识分子文化生产场的象征暴力机制,总结了艺术生产场域文化资本投资的重要经验,提出了知识分子文化生产场域重建的基本策略和原则；进而要求知识分子在进行文化资本投资的同时,应当肩负公共文化资本建设的历史使命。对布丢来说,个人文化创业和公共文化资本投资是统一的。文化资本的创新性最终表现为个人的创造精神。布丢以其个人文化资本投资历程证明了这种个人创业的可能性、规律性和基本原则。个人创业的主要内容就是立足个人惯习和场域的稳定性,发现和创造可能性,建设自己的生活轨道。本文也探讨了布丢没有正面论述的个人文化资本投资所需具备的心态和情感特征,突出了其内在超越性的一面。布丢强调,知识分子文化生产必须具备批判精神,要以参与社会实践的姿态,反对经院主义,重建客观性；他进而提出整个知识分子场域文化资本建设的总纲领,意在建立与新自由主义相抗衡、基于知识分子联盟的、新的普遍主义文化资本类型。布丢对知识分子文化资本改造和公共文化资本建设理论与实践的倡导,以及对社会运动的关注和支持,导向了一种关于社会自我组织、自我更新的研究视野。本文探讨了布丢文化资本理论的贡献、不足与发展。布丢文化资本理论的贡献表现在对文化资本化现象的深入理解与把握、对文化资本化内在危机与出路的揭露与探索、对启蒙精神的继承与发扬、对新型创业社会的回应与参与。布丢理论的缺陷主要表现在操作性的缺乏上。布丢理论的继承者和批判者,也对他文化资本理论的内涵、创新价值和现实意义进行了深入探讨。另外,本文还考察了布丢文化资本理论在文化价值与内容、组织研究、文化全球化等方面的发展方向,并指出了学界对布丢文化资本理论进行综合与改造的研究取向。综上所述,布丢的文化资本概念包含三个基本要素：知识传承、象征利用和创新发展。因此,布丢实质上开启了一种社会本位的文化生态研究方向,其基本格调就是强调文化生态中意义与权力的平衡。布丢文化资本理论与文化创业实践为我们观察与研究文化资本化问题提供了基本途径与重要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