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汇报》是一张在上海出版的以高级知识分子为理想读者群的历史悠久的大型综合性日报。因此,它的文艺副刊《笔会》也拥有悠久的历史,尤其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在中国共产党“双百”方针鼓舞下的《笔会》更显清新活泼、丰富多彩。本文主要探讨三个问题。首先,在“双百”方针的感召下,和《人民日报》副刊和《光明日报》副刊相比,《文汇报》副刊《笔会》最重要的特色是什么?作为报纸副刊的特点是什么?其次,当时《笔会》最有特色的文章属于什么体裁?杂文还是散文,或者其它类型的文章,为什么有这样的特色?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最后,如果说《笔会》是知识分子的副刊,那么这里所谓的知识分子是什么意思?一九四九年以后,知识分子和国家、媒介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当下如何理解这种关系?若理解不好的话,这种关系是否会恶化,如“反右”运动；但也有可能改善甚至出现良性互动,如本文所写的“百花时代”。围绕上述几个问题,本文选取从一九五六年十月到一九五七年六月的《文汇报·笔会》作为研究对象。笔者以这九个月的《笔会》上发表的具体作品来分析知识分子在响应“双百”方针过程中的微妙变化,来梳理中华人民共和国前期到“反右”前这段时间内知识分子和人民共和国、媒介之间的微妙关系,尤其关注知识分子和《笔会》的关系。笔者认为知识分子和《笔会》产生关系是必然的,特别是在“双百”方针下,随着国家对媒介控制的松动、对文学“规范”要求的松动,知识分子们对“规范”产生了多样性的理解,他们的自身独立性必然得到表现,所以这导致《笔会》出现丰富多彩的一面。但是,当政治风向发生变化之后,知识分子并不一定能够完全觉察到和了解到这种变动,所以最后酿成历史的悲剧。本文的写作目的以求对上述问题做一点解释或者提供一种参考。本论文包括绪论、正文三章以及结语。绪论主要回答本文的研究缘起和《笔会》的研究现状。第一章主要介绍了“双百”方针下的《笔会》,包括《笔会》的诞生及曲折经历；“双百”方针的提出背景及过程；在“双百”方针鼓舞下的《笔会》充分体现报纸副刊的特点；《笔会》的特色是观察高级知识分子景况的最好窗口；从《笔会》看知识分子并探讨知识分子的含义。第二章主要探讨了知识分子和国家、媒介的关系,尤其是以《笔会》九个月的杂文创作、讨论的盛况来分析知识分子和国家、媒介之间微妙的变化关系。第三章则从政治的角度简单分析了被“植入”政治话语的《笔会》情况,简单梳理了在此背景下的知识分子状况。从而,看出知识分子与党的文艺政策之间的紧张关系,即知识分子的独立性与党的组织性之间存在的矛盾与张力。最后,结语综述观点收束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