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是近代中国从王朝政治转向共和政治的关键节点。如何对待异族统治，思想界分裂为革命与改良两派；中国未来要建设何种政体则有民主共和、虚君共和乃至于开明专制的纷繁主张。实质上，在这些热闹的政争背后，更具时代意义的命题在于，当时正处在古今中西路口的近代中国，未来建立怎样的社会政治秩序才是正当的。相比同时代的思想家，章太炎民国前的平等价值取向显得过于玄远；而其民初的具体政见则内容相对保守。事实上，章太炎对其“经国大道”自视甚高，这与当今学界对其相关研究的系统性和深入程度形成鲜明的反差。章太炎所处的时代主要面临着两个理论问题，一是如何应对明清以来愈发专制的王权主义，以及官学化宋明理学对人心灵的压抑与精神自由的钳制。在此社会道德价值失范的情形下，人性的欲望日益萌发泛起，如何对人的道德规范与民众的教化作符合时代进步要求的价值体系构筑，则成为时代的另一主题。在哲学思考和现实理论建构之间，章太炎自身的学术优势上偏于前者。章太炎关于政治的思考有荀学、佛学以及先秦老庄哲学作根基，对西方近代哲学，尤其是德国古典哲学中的本体论、认识论问题也有深入思考。但章太炎的理想国及其关于国家观念的价值规范来源则主要是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本位。对西方哲学章太炎更多的是将其视为借鉴反思中国传统文化的工具，并且还是其从本国文化自心出发所加以批判的思想对象。章太炎是从书斋中走出的政治革命家，他早年师从古文经学大师俞樾，受过严格的朴学训练。学术思想是章太炎在政治理念宣传中有力的战斗武器。章太炎关于理想秩序的价值理念有其个人创见，但从总体来看是对戴震、康有为、谭嗣同以来解放人性，克制外在压制性权威思路的延续与发展。不同于前者，章太炎理想秩序的价值理念主要来自于先秦荀学、老庄为主的道家哲学，以及佛家的法相唯识学。在近代中国，有两个颇为流行的理想国蓝图，一个是民主共和派代表人物孙中山所提出的“天下为公”的政治蓝图；另外一个则是康有为所憧憬的大同政治哲学。相较于前两者对人性与自身能力的乐观与豪迈的精神气质，章太炎的政治理想国则是以人性的欲望为思考起点，对现世充满了批判精神，他所向往的是“高蹈太虚”的心灵自由境界。乐观的直线进化论是章太炎真界视域下加以批判的思想观念。乐观进化论直到今天依然是我们公共生活与个人生活的支柱理念，这体现了人对美好生活的信念与向往。当进化论传入近代中国思想界，章太炎便从佛家关于人性为恶倾向的规定出发，提出了自己的进化观。章太炎认为进化的事实是一直存在的，但是进化自身的价值，却是一方面人性善与美好事物在进化，同时人性中的恶与丑陋也在进化，而可以确定不移永恒进化的或许只有日益发达的物质文明与人的智识。“五无论”是章太炎真界视域下，对人性行为中为恶倾向较为绝望的表达，但我们不应对此作过多解读。因为章太炎在现实中并未走入人生意义的虚无。在经历了思想“绝境”之后，他的思想开始了“回真向俗”阶段，并从起初的仅以真理角度来看待生活，转变为以情与理相交融的态度来为现实政治构想作价值规范，“不齐而齐”的价值观念也成为章太炎一生所追求的价值理想。章太炎对权力与人性恶的复杂难题采取了自己的应对方式：在社会生活领域对“公理”等权威性价值，相对于人的价值与人的自愿原则做工具化的处理，从而避免其对人性的绝对压制；另一方面则尊重其实用意义上的工具价值，也即其为人本身克制人性为恶的倾向而服务。这种思考方式较为集中地体现在章太炎关于国家观念的思考中。在近代中国，国家主义思想日益兴起。章太炎依然是从传统中国的类似王朝政治的占有物角度来理解国家。在平等观念的指引下，章太炎主要关注的是人及其个体存在相对于国家在价值排序上的优先性问题。这是章太炎以自在式消极自由为根本取向的价值选择。个体意义下的工作，比如学术、艺术、技艺更具创造性价值，因为这些事情更加集中地体现了人自身高级的精神需要和智识能力。而在国家事业中，即使取得多么显赫的事功，也依然是满足或抵制人性中恶与本能意义上的心理或生理需要。因此，政治作为众人合作之事，不应该承载过多高尚性的意义。它来自于人性恶，仅具有经验性的价值。章太炎认为近代中国的政治发展应当汲取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中的合理部分，尤其是先秦的法家思想；并对西方近代政治发展经验教训不断损益的条件下，形成自己的制度体系。这是其民国前后政治制度构想的基本原则，也即其自称“第三种”政治道路中颇具保守主义色彩的理论前提。章太炎为民国设计的“多头”政体中，有三个“总统”，立法、司法、学术三者分别履行自己的职责，不可彼此强制干预。章太炎强调的是在运行方式上学术逻辑与政治逻辑之间的差异性，以及由此带来的价值分立。这是其“不齐而齐”平等观念在政体构想中的显现。在其致力于实现民权、民生的代议制度思考中，直接民权色彩比较浓重，为了防止权力之间的合谋，民众有直接向司法机关上诉代议士的政治权利。政治与教化是章太炎关于社会治理的两项基本举措。在章太炎看来，政治之外的教化主要是对人的智识进行开导，以及培养普通民众的基本德性。有了人性中的为恶倾向才有了教化存在的客观依据，而中国民德的日渐衰败则是教化的客观原因。章太炎对儒家教化思想的核心价值承载者——圣人的地位做了重塑。诚然，圣人是教化事业的主导者，但是在“学”面前，以及在其平等观念中，圣人与民众在人性为恶倾向的面前都是一样的。民众对于圣人的叩拜并不是宗教意义上的崇拜与屈从，而是后学者对于先师——德性与智慧有大成者的敬重与感恩。在章太炎的真界思想视域内，政治问题社会问题归根结缔都是人性问题，是人性中执着自我，执着万物难以自拔的客观后果，而问题的彻底解决只有在“五无”的世界中。在俗界的现实面前，章太炎以权变方式，以“随顺有边”为原则尊重有情众生世界，通过政治治理和思想教化，实现更美好的世界。在先验地含有为恶倾向的条件下，人性本身便不可能获得完全的圆满。但是，人的内在心灵境界却可以在这种“有我”之境到“无我”之境的奋进与领悟中得以升华圆满。人通过生活实践中的德性修养，在其心灵层面实现“无我”，“克己”，实现对“自我”的克服与超越。章太炎一生未踏足英美等近代自由民主政治的发源地，他对自由主义政治取向对外在他者可能的强制性、侵略性持警惕心理。他向往中国传统庄子式超越意义上的逍遥世界。而这在现实政治领域里是无法实现的，因为在章太炎看来政治本身便是人实现自由平等的障碍之一。章太炎所欲求的自由平等价值存于政治之外的生活世界中，即个体的实际创造行为，乃至于个体之间逍遥自在的生活。章太炎以抽象的佛家学理赋予人性以“我爱”、“我慢”、“我见”、“我痴”等内涵，在学理上将以理学为主的儒学思想所压抑的原始生命力量释放了出来。章太炎政治思想本质上是要在时代的张力中去理解的，其政治思想是对以善为名义的高调乌托邦，以政治、公理名义宰制个体自愿原则有力的回击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