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结合世界政府管制的理论发展介绍了电信等网络形公共企业的重组理论实践和中国电信业改革实践，分析政府控制公共企业的演变和政府改革浪潮对公共企业的影响，得出电信走向竞争是政府改革的产物，并对中国电信政府管制的发展提出肤浅的建议。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迅速，这一切很大程度归功于中国政府对企业的权力下放和在不同的经济领域逐步引入竞争机制。中国电信业也一直保持了快速、持续的发展势头，并坚持了电信改革的市场化取向，目标是通过重组和调整市场结构，把原来的垄断性市场结构改造成竞争性市场结构，以形成有效竞争的格局。1998年信息产业部成立至今，实现政企分开、机构改革和产业重组的三大历史跨越，逐步走向竞争。随着光缆、卫星和无线技术的发展，电信、计算机网、有线电视网三大网络日趋融合，三大业务分割市场基础不复存在，产生三网竞争的技术基础。新技术的发展又大大降低电信组网运营的成本，使新企业进入电信产业变得更容易，新企业利用新技术建立的新通信网络能提供比原来电话网络质量更好、价格更低的服务。因此电信产业的高速发展一方面原因是技术进步。因为技术进步能在很大程度上改变自然垄断的边界。电信、电力、自来水、煤气等网络型自然垄断产业具有规模经济特征，生产函数呈规模报酬递增状态，即生产规模越大，单位产品的成本越小。更确切从成本函数具有弱增性：投资成本巨大，一家企业比两家或两家以上企业生产成本低。传统政府管制观点认为：这样的垄断产业竞争会导致浪费和破坏性，只有通过国有化和政府管制，才能消除其垄断的危害。但是实际竞争没有导致较高的生产经营成本，反而降低成本水平，竞争迫使垄断企业消除各种低效率现象，竞争所产生的这种对降低成本的积极影响大于所牺牲的部分规模经济效益。上述观点导致上世纪末政府管制自然垄断型公共企业方式的转变，即<WP=60>在网络型自然垄断产业引入市场竞争机制。但是要了解电信变革的深层次原因，即要想回答电信业“发生了什么、为什么会发生和将要发生什么”，就不能不到上个世纪末世界范围内的致力迎接新技术革命、全球化和国际竞争挑战的社会变革之中去寻找答案，这场社会变革的历史大潮起源欧美后席卷全球大多数国家包括中国在内，使几十年占支配地位的公共行政的传统模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其中公共部门变革成为时代主旋律。20世纪70年代，西方经济 “滞”“胀“增长速度缓慢，人们普遍缺乏信心，经历一段波动后，最终揭开欧美各国政府改革、公共事业治理序幕。伟大的社会变革，孕育传统公共行政模式的转变，政府过度干预经济普遍受到置疑，市场机制的优点现在已经得到广泛的承认。公共部门民营化、公共事业引入竞争和市场化的价值取向，也给电信、电力、自来水、煤气等网络型公共企业的政府管制带来挑战，传统管制模式变得不合时宜，可以说政府管制公共企业的方式转变是政府改革浪潮的产物。政府管制公共企业的转变首先来自社会对公共部门的抨击。公共部门规模过于庞大，政府的接入经济范围过大、过多。许多先前由政府从事的活动开始回到私人部门。工作效率低下的官僚制不再受欢迎。这些对公共部门规模、范围、方式的抨击，促使公共部门（当然也包含电信等公共事业）削减规模和改变活动方式（民营化）。放松管制，公共部门治理、公共事业民营化、政府再造等新公共管理运动等社会变革浪潮是电信、电力、自来水、天然气等传统网络型公共企业改革的宏观历史背景。电信产业结构发生天翻地覆变化虽然可以说是技术的变革缩小自然垄断的边界的结果，但更是政府改革运动的结果，是政府转变对公共企业控制方式的产物。从发达国家的政府管制实践来看，放松或解除政府的管制主要动因往往不是被管制的产业或领域的技术经济与需求的变化，而是在相当程度由于政治领导人对政府管制与市场机制的利弊权衡与取舍。可以这样说没有对国家干预主义的彻底反思，市场机制重新认识，就没有放松管制、引入竞争，获得生产效率飞跃的可能。 <WP=61>中国电信业高速发展，让中国人民分享国电信业的改革和技术进步的成果。但是在刺激投资、引入竞争后维护社会公平，帮助穷人、使各个地区均衡发展的公共利益层面上，电信业要继续发展是离不开政府管制的发展，即电信业对政府管制的需求的发展既是源于自然垄断性更是源于正外部性。中国电信管制可以借鉴西方政府管制的改革理论与实践的发展，探索如何利用激励性管制换来成本效益的提高和对运营商资（租）费的限制，以获得电信产业经济效率结构性改变，从市场进入、互联互通、价格和质量、市场结构为线索解决好三个互动关系：1、消费者和电信运营企业的互动，媒介就是价格。2、众电信运营企业的互动，涉及到互联问题，这是网络竞争的基础。3、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政府管制者与众电信运营企业的互动，主要表现为管制当局对电信网络的定价以及促进网络之间竞争的管制问题。经济学常常用的委托—代理理论分析信息不对称下的政府管制企业的激励这一核心问题，在企业成本结构上，政府很难了解企业的成本结构，管制者和被管制者信息严重不对称，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