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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努蒂的异化论以其独特的文化政治视角将翻译研究置于一个宏大的文化、政治、历史及社会等多元素为背景的框架之中,令世人重新思考翻译并产生了新的认识。文章首先回顾了异化的源起、发展、转型及国内外研究现状,从而引出韦努蒂的异化论。异化归化,源远流长,上个世纪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完成了异化归化从翻译方法到翻译策略的转型。在这个转型过程中,韦努蒂以他独到的理论发挥了很大作用,他通过揭露译者隐身的实质,即文化的强弱不均状态,批判了表面上流畅透明、实质上抹煞文化异质的归化翻译,并建构了以凸显文化异质为特征的异化论。而在国内,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的关于归化异化的争论,正是翻译方法到翻译策略转型过程在理论界的反映。作为富有争议的翻译理论,韦努蒂的异化论产生发展于有着长期归化翻译传统的英美文化之中。在分析了韦努蒂理论的社会、文化和历史背景,以及它的解构主义哲学基础后,文章介绍了韦努蒂理论的主要构成,包括对译者隐形的批判,对流畅翻译的挑战以及异化翻译的策略。韦努蒂将翻译研究提升到文化政治的层面,探索了翻译与经济、政治以及社会的关系。正是这样一种开阔的视野,使得翻译研究与树立文化身份、保护文化生态以及抵抗文化霸权联系在了一起,极大地提高了翻译以及译者的地位。韦努蒂异化论的引进推动了国内归化异化之争辩,将归化异化的交锋从语言学层面提升到文化政治的层面。在主体部分,文章从文化政治的视角分析了异化论的优点与不足,并结合中国现当代史上的翻译案例加以佐证:现代史上《和合本圣经》的发行,极大地推动了白话文的流行,“对汉语词汇和句法都产生了影响;更重要的是,它影响了五四前后几乎所有重要的中国作家(有些兼翻译家),正是他们的大量白话文创作和翻译奠定了现代汉语的基础,完成了汉语语言的现代转型”(蒋骁华2003:38)。异化翻译极大地充实了目标语文化;而当代史上,张爱玲曾数度欲将自己的得意之作《金锁记》推介给美国读者,“她的异化翻译希望籍作品中的东方文化来吸引外国读者,却不免给英语读者的阅读带来了较大负担”(游晟2011:50),作品受到了长期冷遇。异化翻译,尤其是在弱势文化在强势文化中的身份建构方面,作用很不理想。异化论的局限性导致了韦努蒂的反思,“翻译策略定义为异化还是归化,需视引进外国文学时特定的文化场景和历史时刻而定。”(Venuti 2008: 272)“异化翻译也要落实在目标语文化中才得以实现,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异化翻译也是归化翻译,它们之间没有绝对的界限,反倒是有一定程度的交叉重叠。异化翻译也可以采用归化的语言…重要的是要将被翻译的观念本土化”(郭建中2009:35-36)。文章引用分析了严复《天演论》的翻译实例,《天演论》运用文言文展开,并将原著中的先进观念“本土化”,从而迎合了士大夫阶层,让他们担当起了传播“强国保种”思想的重任。文章指出严复的《天演论》从语言文字方面来说是归化翻译,而从“思想传播”这个文化策略的角度,它更是一种异化翻译。综上所述,文章指出异化同样有它的局限性,而归化也自有它的独到之处,文学翻译策略的采用,应该考虑特定的文化、政治及历史语境,对归化异化加以灵活处理,才能更好地实现文化异质的推介。希望籍此有利于归化异化的辩证统一。文章最后进一步对韦努蒂自我反思(自我解构)进行辩证分析,指出韦努蒂的反思是从精英主义意识的小众化翻译向现实的回归,其意义在于翻译研究应回归现实,指导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