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不仅涉及到语言层面的转换,也牵涉到形象的转换。对于翻译作品而言,形象首先由源文本作者构建,而后又由译者在译文中再次加以构建,最终形成译文中的形象,并传达给译文读者。在源文本中,作者是形象构建者。而在译文中,译者则是最直接的形象构建者。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很难摆脱其文化身份、个人情感、知识、态度等的影响。从社会层面来看,形象构建是一种集体行为,因为它受到社会整体想象物的影响。社会整体想象物影响着作者对异国的看法和态度,继而会在译者选择和翻译文本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聊斋志异》是中国家喻户晓的一部经典文学著作,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其文采优美,想象丰富,塑造了许多生动鲜明人物形象,也为研究当时社会提供了宝贵材料。迄今为止,《聊斋志异》已有20余种英译本。国内对《聊斋志异》英译本的研究方向众多,但仍缺乏对译本中的形象塑造的研究。然而,鲜明的形象塑造正是原文的一大特点,这一特点在不同的译本中是如何体现的,十分值得关注。因此,本文着力分析翟里斯译本中的形象塑造,探讨塑造方式。通过源文本和译文的比较研究,发现翻译造成的形象重塑,并运用比较文学形象学的理论,试图从社会整体想象物,译者,译者构建的形象与原作者构建的形象、中国社会的客观形象的角度展开分析。研究发现,译者塑造的形象总体分为意识形态和乌托邦两大类,社会整体想象物和译者在形象塑造中发挥了巨大作用。本论文对于这一问题的探讨,为研究翻译过程中的形象重塑提供了思路,同时也让该问题引起翻译研究领域学者们的注意,引起人们对翻译对形象的重塑这一现象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