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公益诉讼的适格原告问题不仅仅是程序法的问题,更是证券法领域的实体法问题,因为确定证券公益诉讼的适格原告的立法任务应由证券法完成,而不能单独委诸民事诉讼法。证券公益诉讼在当前的理论研究中没有被进行严格的定义,内涵和外延均不明确,与证券集团诉讼、投资者示范诉讼的关系并没有被准确的厘清。严格意义上的证券公益诉讼仅包括证券团体诉讼模式,证券集团诉讼模式、投资者示范性诉讼模式不能被等而视之为证券公益诉讼,两者应是与证券公益诉讼并列的诉讼模式。鉴于我国整体的制度状况及现有投资者保护组织的情况,我国证券公益诉讼制度设计宜借鉴台湾证券团体诉讼设定。台湾地区实践多年的证券团体诉讼制度较为完善,其以法律的形式将投资者保护中心确立为证券公益诉讼的提起主体的作法与我国当前的投资者保护组织状况和制度现状较为符合,其关于对原告诉讼实施权的授予、对适格原告提起诉讼的保障、对适格原告诉讼权限的规定颇具参考意义。当前进入我国证券公益诉讼适格原告视域的机关和专门组织主要有检察机关、证券监管机关、社会团体,但从我国当前投资者保护组织的情况来看,确定证券公益诉讼适格原告的思路,应为在规定中国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有限责任公司作为证券公益诉讼的适格原告的同时,明确今后可能成立的相关投资者保护团体成为适格原告的资质及审批条件。最后,为付诸实践,我国应尽快通过修改证券法,在其中增加由专门组织提起证券公益诉讼的规定,再出台配套的行政法规、规章、司法解释明确一定条件下有关组织必须提起公益诉讼的规定、规定证券公益诉讼原告经费保障及其他保障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