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愤著书”说是中国古典美学的重要命题之一,蕴含着丰富的美学思想。“发愤著书”先正名于太史公,伴随封建社会带来的繁荣以及专制统治下的抑郁氛围,经后代的润泽、补充发展由孤愤发展至群愤的历程,如“不平则鸣”所以,“发愤著书”说的思想比较复杂。其次,中国美学蕴含于各种思想如“发愤著书”,其美学思想的隐蔽性特点给我们的探究带来了困难。所以,对“发愤著书”说进行当代美学阐释时,我们主张从原初意义上进行美学的读解。“发愤著书”说强调“愤”是文艺创作的动力,其中蕴含丰富的美学思想虽为研究者所关注,然而探讨亦存在不足:“发愤”的源头存在阐释不当;二是,作者如何完成“愤”到“著”的转换,即在何种心境下创作的。这些即使他们有分析也有值得商榷之处。基于此,本文拟从“发愤著书”说基本内涵入手,明确司马迁所谓的“愤”对创作的重要性,它不仅是身体的缺失更是心理的缺失。进而分析由“愤”而“著”作者是如何完成生理与情感的转换,试图从身体美学的角度出发,探析汉代身体完整性追求,明确身体的缺失是造成发愤的最关切的原因。修身实现了自我的调节,平和的心境是司马迁走向著书的必然性选择。“愤”是人类的情感之一,因愤而著形成“愤”的情感美学观,自然产生了“愤”的心理美学机制。“发愤著书”的发生是在愤怒的情感过滤、沉淀之后,可以说它的发生是在“平和”的情感基调上的审美创造。所以“发愤著书”走过了这样的情感历程:“愤”——平和——著书;情感存在的逻辑:缺失引发的愤,经过调节情感的力度至和,如何调节的?关切到情感美学范畴上与人生境界联系起来主体获得重生,乐忧互摄,自由自觉的生命活动,个性存在审美生成。其中,在司马迁的情感美学思想构成上,包含了审美生成,审美想象以及对自由的深切向往,它们从不同角度丰富了司马迁情感美学观体系。在笔者看来,“发愤著书说”的当代美学意义为:今天审美活动的发生与进行离不开“愤”情感的产生及净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