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信息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识别自然人身份的有效存在,具备一定的识别性和证明性,因此其作用有古至今都不容忽视。在人类历史发展的过程之中,个人信息的保护一直不被社会大众和法律法规所重视,而国内在这方面尤为明显。但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之后,信息产业的日益发达使互联网用户在短时间内激增,基于个人信息的应用和相关服务也越来越多,个人信息的价值在短时间内激增,其所产生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的价值早已无法统计。近些年,电信诈骗成为了一个高频词汇,也引得许多人对个人隐私的保护以及个人信息的使用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在这种背景下,为了保护公民的个人信息权益,2021年8月20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以下简称《个人信息保护法》）,该法自2021年11月1日起开始施行。作为个人信息保护的一个重要原则,知情同意原则是处理信息所应当遵循的一个基本原则,该原则能够保障公民在信息处理过程中的知情权和同意权,而在这其中,同意权显得更为重要,也更需要法律进行相关保护。虽然个人信息保护中信息主体同意权的行使已经被写入法律条文之中,但在当前我国的司法实践中,仍然普遍存在适用难的困境,理论无法具体应用于实践之中。同时,作为保护信息主体重要保障的隐私条款却存在许多问题,如告知内容不明确、告知内容冗杂繁琐等,同时“不退即走”的同意现状也让这些信息主体的同意权形同虚设。还有一个则是保护力度的问题,相比较来说,作为个人信息保护的一项重要法案,欧盟的《通用数据保护条例》（即著名的GDPR）,其施行后的效果相当显著。但如果在中国执行这种严格的信息保护条例,许多企业恐怕要被重罚到破产,甚至对一些表面看来有公信力的机构,如以学校为代表的事业单位,乃至是某些机构公权力机构本身,恐怕都难逃严厉的处罚结果。在当今的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的保护应遵循分类保护原则、信息主体有效参与原则、公开透明原则以及披露最小化的原则,采取合理机制有效保障个人知情权和同意权。企业及公共机构在收集、使用以及披露公民个人信息时,应当在法律赋予的权力范围内平等、公开透明的收集、使用公民个人信息,优化知情同意条款的内容,同时应当为用户提供便捷的撤回同意的方式。而在《个人信息保护法》以后,也应当出台相关措施保障信息主体的维权途径,保障公民个人信息能够得到有效保护,使信息主体同意权的行使能够得到保障,发挥法律其本身应有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