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关于农民工迁移和城市适应的人类学研究,这个研究的“主角”就是安徽搓澡工。笔者之所以把关注的目光指向搓澡工这一特殊的农民工群体,是因为这群安徽搓澡工就生活和工作在笔者的家乡——Y市,笔者对他们有几分熟悉和了解,因此产生了想要研究他们的兴趣。安徽搓澡工作为新生代农民工的代表,是伴随着上世纪90年代城市洗浴业的发展而产生的新群体。这个群体之所以在Y市迅速聚集,是因为他们中间有一个哥伦布式的人物——孔老二。他作为最早到Y市搓澡的先遣者,带动着亲戚、老乡外出搓澡。亲戚、老乡的“强关系链条”又延伸出新的“强关系链条”,产生“迁移的连锁反映”,越来越多的安徽人把自己家人、老乡带到Y市。迁移也从最初的链式的迁移变成了网络式的迁移。在这十几年的时间里,安徽搓澡工在Y市的规模也从最初的几个人发展成如今的几百人。如同“浙江村”、“河南村”一样,这种独特的进城方式引起了笔者的极大兴趣。　　 许多研究显示,农民工流动特别是初次外出所依靠的社会资源最主要的不是来自政府和市场,而是乡土网络。正是由于网络关系的存在和“强关系”的作用,造就了中国都市里一支支以亲属和乡村为单位从事同一个行业的现象。本文所研究的“搓澡工”群体正是这一现象的典型代表,他们将原先以亲属和同乡的联系为纽带的乡村网络关系延续到所生活的城市,这种关系作为一种原生纽带仍发挥着作用。在某种意义上,从关系网络的角度切入农民工迁移和城市适应的研究,是一种更容易走进他们真实生活的研究范式。因此,本研究打算将搓澡工迁移与适应研究“嵌入”在社会网相关理论的解释框架下,运用人类学建构故事的叙事方式,将搓澡工从农村到城市的迁移过程以及他们借助社会网络在城市中所营造的“生活世界”展现出来。具体而言,分析搓澡工在从农村向城市迁移的过程中,他们是如何借助关系网络获得工作机会的?如何利用关系网络获得职业地位的提升的?又是如何重构关系网络适应城市生活的?以及他们的城市适应过程具体表现在经济适应、社会交往适应和心理适应上的状况是什么?这些无疑构成本研究所要关注的问题。　　 本文以搓澡工的“生活史”为叙事主线,按照时间顺序,用三章的篇幅将安徽搓澡工从农村到城市的迁移和城市适应的过程描绘出来。第三章是“空间迁移:从农村到城市”。这一章首先从搓澡服务业的兴起谈起。搓澡服务业的兴起为安徽搓澡工提供了就业契机。正是抓住了这个就业契机,孔老二开创了安徽阜阳人在Y市搓澡的历史,推动了安徽搓澡工在Y市的迅速聚集。在这一阶段,安徽搓澡工实现了从农民到搓澡工的初次职业流动。安徽搓澡工初次职业流动实质上是一种空间层面的水平流动。在这一水平流动的过程中,不仅获得了进城就业的机会,还实现了生活空间的迁移。以亲戚、老乡为纽带的强关系在初次职业流动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农民工依靠乡土网络,获得进城就业的机会,是一种节约成本、有效的途径。在某种意义上,老乡、亲戚作为最传统、最直接的可以依赖的“强关系”,就像“一只无形的手”牵引着农民工的流向。　　 第四章是“地位迁移:从搓澡工到包工头”。这一章讲述了孔老二如何从搓澡工到包工头的故事。在这一阶段,孔家兄弟大规模地发展了安徽人在Y市搓澡的数量,实现了安徽搓澡工在Y市的迅速聚集并扩张。在第一阶段初级职业流动的基础上,以孔老二为代表的搓澡工实现了再次职业流动——从搓澡工变成包工头。如果说搓澡工初次职业流动是一种水平的空间迁移,那么搓澡工的再次职业流动实质上就是一种垂直的地位迁移。与初次职业流动依靠强关系获得职业机会不同,再次职业流动需要在强关系的基础上,发展并利用弱关系,获取地位提升的机会。不可否认,经济地位是他们进一步获得社会地位的基础和前提。然而从搓澡工到包工头角色的转变,光靠经济实力是不够的,还必须拥有可依赖的关系网络。可以说,关系网络作为一种资本,是搓澡工再次职业流动的前提性条件,而诸如经济实力、个人能力也要通过关系网络才会发生作用。在新建构的关系网络中,“弱关系”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当然也离不开“强关系”的支持。　　 第五章是“城市适应:从生存到生活”。这一章,从经济层面、社会交往层面和心理层面讲述了安徽搓澡工是如何适应城市生活的。通过这一过程的阐释和分析,我们试图理解从农村到城市的迁移对这些安徽搓澡工在经济、社会交往以及心理层面所产生的影响,试图评价这种迁移如何改变了他们的认同感,归属感。笔者认为,搓澡工城市适应的多维性体现在三个方面:经济层面的经济适应、社会网络关系层面的社会交往适应以及一种基于自我认同的心理适应。在三个层面的适应中,经济适应是基础,社会交往适应是条件,心理适应是结果。在短时间内,进城农民工很容易完成经济层面上的适应,而社会交往层面、心理层面上的适应,却不是短时间内可以完成的,需要一个长期复杂的过程。毫无疑问,经济适应的实现为未来的社会关系网的拓展以及心理上认同感、归属感的提升提供了深厚的物质基础。在城市适应的过程中,关系网络持续地起着重要的作用。借助关系网络的社会交往适应不仅保证了搓澡工获取经济资源的可能性,也增强了获取经济资源的持续性,并最终为实现心理层面的适应提供外在条件。　　 最后一章是“总结和讨论”。该章对全文进行了理论的分析并总结了研究的创新点和不足之处。本研究的创新之处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当代中国农村人口的流动是学术界关注的一个热点领域,积累了大量的研究成果。梳理文献可以发现,以往的研究多数是基于人口密集、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的农民工进行研究,而对人口并不密集、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农民工关注较少。与此同时,相关研究多数是把不同行业的农民工集中在一起,作为统一的农民工整体笼统地加以介绍,强调农民工同质性的一面,而没有看到了不同地区、不同行业农民工的差异性,因而忽略对特定行业农民工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我们应该看到,农民工并非是一个均质的社会群体,他们中间也不乏有佼佼者。作为本文“主人公”的安徽搓澡工,从最初身无分文到后来在城市买房安家,这都是那些“弱化”这一群体的人们意想不到的。安徽搓澡工虽然代表不了整个农民工群体,但却或多或少反映了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在社会变迁中的新特征、新趋势。除了关系网络的作用外,安徽搓澡工稳定的职业收入、以及自身所处的较高的相对经济位置也是帮助他们适应城市生活的重要因素。可以说,基于一个生活在笔者家乡的安徽搓澡工群体的研究,不仅可以丰富对来自不同地区、不同行业农民工群体的研究,也可以修正以往“众人”对农民工群体的“刻板”印象,使人们对农民工群体的认识更丰富、更全面。　　 二、众所周知,研究者站在不同的立场可以呈现出不同的研究内容。与以往“科学”的文本和“客观”的叙事方式不同,本文更加强调的是“我”的“亲眼所见”和“有感而发”,可以说,本研究的调查过程是参与的,叙事方式也是参与的。本文以细腻的叙事故事方式,通过研究者和研究对象的对话,呈现了农民工在城市生活的变化过程和微妙的心理感受。这种方法的运用也是与现代主义民族志文本的发展趋势是扣合的,即改变传统民族志中只有“我”的陈述而没有“他者”的表述的情形,而将一个人在研究过程中看到、听到的以及研究对象所发生出的声音呈现出来。可以说,笔者根据适合的题目、适合的材料选择了一个适合的方法。方法的“适合性”就体现在我的身份与主位研究的融入是相契合的。安徽搓澡工生活和工作的地方就在笔者的家乡,笔者对这里十分熟悉,对调查对象也有长时间的接触和了解,能够收集到一手既丰富又有深度的“好资料”,这种具有“先天优势”的研究对于研究者来说是可遇不可求的。　　 三、以往从社会网络视角对农村劳动力流动和迁移的研究,多是采用定量的方法对社会关系网络所发挥的资源配置功能进行笼统的研究,缺乏对社会关系网络的深入细致的动态分析。本文运用嵌入性的分析视角,将农民工迁移的行为嵌入在关系网络之中进行解释,可以帮助我们纵向的、深层次地理解农民工在迁移和城市适应的过程中关系网络的运用与重构过程。这样的研究丰富了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在叙事的质性研究中的适用范围。　　 当然,论文还有很多遗憾和不足之处。由于笔者的学识、能力的限制,不仅在讲故事的技巧和修辞方面有所欠缺,而且在建构故事的文本中也没有体现出足够的“想象力”。在最后的总结和讨论中,笔者也只是谈了些浅薄的见解,而对研究问题的理论分析并不充分,问题意识和理论素养都有待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