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相较于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显得过于单薄,不论从法秩序的统一、维护当事人武器平等、法律真实的接纳、整体正义的考量以及证据党派性的特性来看,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都应当予以建构并丰满其血肉。丰富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应从两个层面加以考虑,第一个层面即非法证据排除中的通用规则,本质上属于法定证据规则,具体而言至少应包含以下几点,其一、对当事人违法取证行为的处理应持分离主义,即“证据是否采纳”与“是否追究民事刑事责任”应当分别进行判断;其二、法院违法获取的证据应当一律排除;其三、第三人违法取证的,要结合第三人与案件是否有利害关系以及提出证据一方是否“善意”来判断;其四、对方当事人认可该非法证据并不能成为法院采纳违法证据的理由;其五、当事人申请排除非法证据的时间应当限定于庭审之中,法庭辩论终结前;其六、与刑事诉讼中的“毒树之果”理论不同,基于对客观真实的兼顾,民事诉讼中违法取证所得之派生证据原则上应当采纳。同时,以证据适格性代替证据合法性的措词也更为符合逻辑也不易导致概念的重叠与复杂化。第二个层面即非法证据排除中的裁量规则,即在现行《民诉法解释》第106条基础上的细化,本质上属于对纯粹自由心证主义的修正,具体而言,应以正当目的和不损害公共利益为前提的,兼顾违法行为的可替代性、案件的实体法性质、当事人调查取证的难度、是否以维护公共利益为目的、当事人之间的关系的因素,综合考量非法证据的排除与否的问题。考虑到我国司法现状,既不能采用大陆法系将证据问题全盘交给法官自由心证的做法,也不能照搬英美法中以“限制陪审团”为意旨的证据规则,应通过对自由心证主义的适当限制并辅之以适度法定证据规则的模式支撑起整个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