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关系是近代影响东亚地区秩序最重要因素之一。当今世界已经进入一个和平与发展的全球化时代，中日作为东亚的两个地区性大国，在经济、政治、军事和地区安全方面的相互依存越来越紧密。照此推断，他们本应在这些领域进行良好合作以面对来自地区内外不断出现的巨大挑战。然而事实却相反，由于中日处在不同的政治文化和国家观念结构中，对历史、领土以及台湾问题等涉及到对自我和他者的身份和利益问题上的认知存在严重的错觉，从而导致当前中日关系的不断恶化，彼此之间的安全困境不断的加深。 本文把知觉和错觉作为自变量，分析这个自变量与中日关系这个因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并结合国际政治心理学、建构主义理论等相关理论来分析他们之间存在的各种相关关系，并探讨美国因素作为一个干预变量在其中起到的作用。本文认为作为一个自变量对于“自我”和“他者”身份和国家利益的认知如果存在错觉，就会对双边关系产生巨大的影响，这种影响会导致双方的共有观念不断向霍布斯文化体系下国家之间互为“敌人”意象方向发展，相互信任度不断降低，安全困境不断以螺旋式的方式向上急剧恶化，最终导致地区冲突或者战争的爆发。因此，要使双边的关系朝着良性和友好的方向发展，中日不论是从领导阶层还是从民众阶层，双方都要不断培育对“自我”和“他者”在身份和国家利益方面的信任和理解，加深彼此对此的认同，减少因为对身份和利益不同而引起的错觉，并最终朝着建立“康德式的国际政治文化体系”方向努力，建立一种“朋友或伙伴”的关系，或者至少是保持自20世纪70、80年代已经形成的“洛克式国际政治文化”下有序和正常的“竞争者”的相互关系，而不是使得这种关系恶化成霍布斯式互为“敌人”的身份，以战争的方式达到消灭对方和维护自己的国家安全和利益。 本文共分为以下几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导言部分，介绍本文的背景还有为什么要以中日关系作为研究对象；第二部分是提出假设，确立作为自变量的知觉和错觉以及因变量，并分别为其定性，及分析为什么要从知觉和错觉角度来分析中日关系；第三部分是着重分析知觉与错觉和中日关系之间的关系，分析两个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并从历史上中日之间对于自我和他者身份和利益认知变化的进程来分析中日关系中的错觉和安全困境的形成；第四部分介绍了如何减少中日关系中的错误知觉的形成机制和如何缓解“安全困境”；最后一部分是结论部分，通过分析得出中日之间由于自我与他者之间在身份和利益的错觉，对中日关系这个因变量有正相关关系，还有美国因素作为一个干预变量也在影响中日关系发展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