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国民政府高度重视民族经济发展,于1933年发起了为期5年不同主题的“国货年”运动,其中1934年“妇女国货年”是唯一以性别定位的国货年。本文以此为案例,考察近代中国民族主义语境下的女性解放,研究资料主要来源1934年民国报刊杂志和相关档案文献。通过阐述该运动的社会背景与展开情况,得出运动缘起于女性消费主体地位的提高,而当时盛行的崇洋风尚作为潜在矛盾,成为后续运动失败的重要原因。运动期间,政府、商界、社会舆论三方力量一方面通过各种宣传手段鼓励女性消费国货,以此塑造现代“女国民”形象,另一方面又提倡女性回归“贤妻良母”的家庭角色,表现出传统思想对女性解放的拒斥。对此,女性群体表达出两种反馈声音:其一为正面回应,积极认同国民身份,主动参与到“消费救国”运动中;其二为负面回应,“摩登女性”仍然追求时尚与个体解放,造成入超数额不减反增,同时女性也强烈反对“妇女回家论”的号召,渴望走向社会。近代民族国家实践中的妇女动员,始终置于男权话语体系之下,是女性不断被塑造和建构的过程。但与此同时,也给女性提供了参与公共空间的平台,为女性解放起到了助推作用。以女性视角来说,如何跳出传统性别秩序的制约,以个人公民身份融入民族国家话语中,是实现自身解放、自我意识觉醒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