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作为文学系统中的子系统,诗歌创作和诗歌翻译是该子系统不可缺少的重要成分。然而,诗歌研究大多从单一角度,或是单纯的关注语境对诗歌创作的影响,或仅研究各类因素对诗歌翻译的作用,很少有人将诗歌创作和翻译统一起来进行研究。本研究将诗歌创作和诗歌翻译看作一个整体,探讨诗人译者诗歌创作的诗学观对其诗歌翻译的影响。本文选取雪莱《致云雀》三个诗人译者的中译本,从勒菲弗尔诗学操控的视角对比诗人译者对原作的操控,探究诗人诗歌创作诗学和诗人译诗诗学的一致性,以期为诗歌翻译研究提供一种新的路径。二十世纪七十年代,随着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翻译研究突破了传统美学和语言学的模式。以勒菲弗尔为代表的操纵学派提出翻译就是对原文的“改写”,是译者出于某一特定目的而对原文进行的操控。文学翻译过程不仅受到文本本身的影响,还受到诗学的操纵。译者通常会对原作进行适当的调整,以使其译文与所处时期的主流诗学相符,从而实现相应的翻译目的。本研究借助勒菲弗尔诗学操控观,分析诗人译者对原文的操控及翻译效果的差异。本文运用定性分析的研究方法,以《致云雀》三个中译本为语料,即二十年代的郭沫若译本、五十年代的查良铮译本和九十年代的孙大雨译本,尝试通过多译本的对比,分析诗人译者对译文的操控及其诗歌创作与诗歌翻译在诗学上的一致性。本文的主体分析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论述诗人译者的诗歌创作诗学观;第二部分通过对《致云雀》全诗的研究,选取了8个典型诗节进行详细分析,从诗学操控的角度剖析了译者在韵律、节奏、语言和意象四个诗学元素上的处理方式,并解析了这些方式背后的诗学理据。译者在其诗歌创作诗学观和主流诗学观的影响下,采用不同的翻译策略,呈现给读者的翻译效果也大不相同。研究发现,诗人译者的诗学观操纵着诗歌翻译,诗人译者的诗歌创作与诗歌翻译在诗学上具有一致性,三个中译本整体上忠实于原文。除诗人译者的诗学观外,社会文化、文学系统中的宏观因素也影响着诗歌翻译,因此在英格律诗汉译过程中不可能出现完全的忠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