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次贷危机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创造的历史机遇背景下,结合国家的战略部署、宏观经济的强力支撑以及市场主体的强烈需求,人民币国际化自2009年7月正式起航,并迅速得以推进,至今已成为全球第五大支付货币、第二大贸易融资货币和第六大外汇交易货币,并于2016年10月1日正式纳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成为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我们注意到,自2015年8月11日人民币中间价询价机制改革以后的相当一段时期内,人民币急速贬值,汇率波动加剧,人民币国际化亦相对停滞甚至退步。在此背景下,部分研究文献认为,是人民币贬值拖累了人民币国际化。本文试图系统性地探讨汇率因素与货币国际化、人民币国际化的真实影响关系,旨在去伪存真,指导实践,并尝试在当前汇率走势不确定性上升的全球宏观经济环境下探索进一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有效路径。在具体研究时,本文在对现有文献进行综述的基础上,并借鉴一些较好的理论和实证分析方法,力图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探讨汇率对货币国际化、人民币国际化的实际影响,主要分析思路和内容如下:首先,尝试建立国际货币选择(即货币国际化)的理论模型,利用数学建模的分析方法推导汇率因素对货币国际化的影响。借鉴Markowitz资产组合理论及其均值-方差分析方法,将货币国际化问题研究近似看成是一国投资者如何在不同货币(含本币)资产之间进行配置和选择的研究,构造风险厌恶者的投资效用函数——一个与预期收益正比、风险(方差)成反比的线性表达式,求解既定财富约束下配置本币和外币资产的投资效用最大化。汇率因素作为影响外币资产收益最终折算成本币计量的重要参素,被引入模型。模型推导结果表明,某一货币资产份额与其汇率变动的关系是不确定的,具体情况受到经济结构中的参数设定、外币与本币资产的收益率变化、外币资产间收益波动的相关程度、以及外汇资产配置情况的综合影响。其次,在理论模型推导的基础上,先是采用欧元和美元的历史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检验,结果证实一国货币升贬值与该货币在国际投资份额中比例的上升或下降并不存在明确的正(负)相关关系;接着运用美元、日元、英镑、欧元等国际货币1973-2016年的面板数据,采用混同回归、面板回归(固定效应及动态面板)等实证分析方法,并引入现有文献中提及的诸多因素作为控制变量,检验名义汇率、汇率波动性等汇率因素对货币国际化的影响。不同回归模型得出的结论基本一致:在不含货币惯性因素的情况下,一国货币相对贬值,不利于其作为国际外汇储备份额的提高;汇率波动性对货币国际化的影响关系不够稳健,其显著性和系数符号容易受到汇率波动性不同度量方式以及控制变量增减的影响。在包含货币惯性因素的情况下,货币惯性对货币国际化起着决定性的、显著的、稳健的正影响;而名义汇率和汇率波动因素对货币国际化的影响均不显著、方向亦不明确,容易受到不同时间区间、控制变量增减、不同汇率波动性度量方式的影响,这与理论模型推导的结果相符。再次,转向人民币国际化的研究。在对人民币国际化发展历程、政策演进和当前状况进行全面归纳梳理的基础上,以渣打银行编制的人民币全球化指数作为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衡量指标,进一步运用2011年8月至2017年12月末的月度时序数据,就人民币即期汇率、境内外汇差、汇率预期等汇率因素对人民币国际化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VAR和SVAR模型下的脉冲响应函数结果表明:人民币对美元即期贬值、境外人民币对美元走势弱于境内、人民币对美元预期贬值均在短期内对人民币国际化有着负面的冲击,但长期来看,这种影响会逐渐消失,趋于中性;而协整检验和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ECM)的估计结果显示:人民币国际化与汇率因素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人民币对美元即期贬值、境外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弱于境内、人民币对美元贬值预期在某种意义上有利于人民币国际化。因此,人民币汇率因素与人民币国际化之间并非简单明确的正相关或负相关关系,其符号与冲击期数的长短有关、亦会受是否处于或偏离均衡状态的影响。最后,本文认为近年来人民币国际化步伐停滞或倒退的原因不在于汇率走势,而是政策当局为稳定汇率而采取的一系列资本管制措施以及人民币国际化―经常账户人民币输出,资本及金融账户人民币回流‖旧模式遇到瓶颈,主张转向―产业资本净输出、经常账户净流入、金融资产净流入、离岸资金沉淀‖的新模式,进行必要性和可行性分析,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