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手机作为网民主要上网终端的趋势逐步明显,社交媒体的影响力也不断壮大,互联网的发展使得谣言的传播成本大大降低,而传播速度和影响范围却有了质的飞跃,依托于社交媒体的兴起,网络谣言在谣言类型、传播路径出现了新的特征,网络谣言的泛滥所带来的重大社会影响让人无法忽视。微博和微信作为网民使用热度最高的两大社交媒体,具有不同特点。微博是一种通过关注机制分享简短实时信息的广播式的社交网络平台,其社交媒体属性不言而喻。微信更是将现实社交高度复制到虚拟社交中,其本身也已经超越了即时通讯工具的概念,是一种“私人订制”化的社交工具,具有社交媒体的属性。因此,本文选取微博和微信这两个具有代表性的社交媒体,作为研究社交媒体谣言的典型代表。文章的第一章是绪论部分,包括选题背景与意义、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和研究创新、文献综述和研究问题的界定。通过梳理国内外学者的文献,讨论谣言、网络谣言和社交媒体的研究现状。文章的第二章从微博和微信的媒介特性入手,总结出微博呈现出浅社交、泛传播特性,是一种弱关系,微博谣言往往经过萌芽期、发酵期、高潮期、消弭期和反复期的过程,且多伴随衍生谣言的出现。微信具有深社交、精传播的特性,是一种强关系,故微信谣言文章标题多醒目、夸张,标题内容多以耸人听闻和刻意夸张的字眼来博取关注和唤起恐惧为主,并怂恿网友分享转发,谣言的文本运用大量数字和图片,充斥着各种叹号、语气词、形容词,引人注目。文章的第三章是本文研究的重点。运用量化分析法,分别对微博谣言和微信谣言进行量化研究,样本选取2013——2015年通过官方账号进行辟谣的谣言,得出社会类谣言(占比65.7%)、政策法规类谣言(占比8.8%)和名人娱乐类谣言(占比6.1%)是微博平台最易于传播的前三种类型的谣言；科学常识类谣言(占比51.25%)、社会类谣言(占比26.25%)和政策法规类谣言(占比12.5%)是微信平台最易于传播的前三种类型的谣言。微博熟媒体的媒介特性决定了其易产生社会类谣言,微博谣言的类型多,涵盖社会各方面。通过总结发现,这几年来一直受民众关注度最高的官员腐败问题开始让位于社会民生类话题,说明网络反腐已经出现了消退现象,政策法规类谣言的比重上升,说明社会民生领域开始成为民众关注的焦点,由此折射出我国民众政治素养不断提高,参政议政的兴趣上升,这也为政府科学发布政务信息提出了新的要求。微信的“强关系”性决定了其易传播辟谣难度极大的科学常识类谣言。此外微信还出现了针对微信产品本身的谣言。这是用户对于微信产品本身存在着的不信任问题,带有典型的准实名特征的微信,更强调私密性和封闭性,因此出于本能反应和对信息泄露的恐惧,大量针对微信产品本身的谣言出现,也为微信的安全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文章的第四章分别对微博谣言和微信谣言的传播机制、辟谣机制、惩处机制和澄清机制四个方面进行对比分析,发现微博和微信谣言目前的传播路径和针对谣言的惩处机制相似,但在辟谣机制和澄清机制方面,微博更胜一筹而微信有所不足。一方面,微博的社会影响力更强,各类媒体账号运营的更成熟。微博在辟谣和澄清时,不但通过自己的官方辟谣账号,还借助各大有影响力的账号辅助辟谣；另一方面,微博向转发或评论谣言的网友推送辟谣消息,进行精准辟谣。微信由于缺乏意见领袖的引导功能,在辟谣和澄清的影响力稍显不足,因此目前加强政务微信的建设已经展开。文章的第五章分别从政府、媒体和个人提出辟谣的应对策略。政府层面主要从完善网络立法、转变角色定位、重建政府公信力和科学发布辟谣信息四个方面展开；媒体层面则从严守新闻真实客观原则、杜绝假新闻、联动发挥议程设置作用、充分调动意见领袖积极性及让“民间舆论场”发挥主观能动性五个方面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