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宏翰是清代初期中西文化大碰撞、大交流的时代,主动与西学展开对话,在医学、天文、地学乃至思想等多个领域会通中西的一位普通士人。他著述成果丰硕,多达十八种,特别是在中西医学会通领域建树颇多,有“中国第一接受西说之医家”之誉。由于其著述刊刻不多,许多稿本、抄本流布不广,导致对他的研究基本限于医学史视角,难以窥其全貌。本文在深入挖掘史料的基础上,以其传世的《医学原始》、《古今医史》、《性原广嗣》、《四诊脉鉴大全》,特别是学界尚未深入研究的稿本、孤本《乾坤格镜》为基础,在以下三个方面进行了探索：第一,以叙事史学的视角,关注对王宏翰生平、家世、交游、信仰、医术、学问、著作等进行考证,力图还原一个更接近历史本来面目的王宏翰。笔者认为,王宏翰出生于顺治五年(1648),而其卒年当存疑。王氏并非天主教徒,其信仰是传统儒学思想和上古“天”崇拜的杂糅,并通过格致之学,将“天”连通天主教语境中的“天主”。他的交游以儒士为主,兼有天主教徒,并从两方面获取学问认知。王家与徐光启家族一直保持密切关系,其祖父王国臣正因徐光启影响而推崇天学,王宏翰与徐光启曾外孙许缵曾也有来往,王氏四子均皈依耶教。王氏本业儒,精医,均有家学渊源,这也是他以“儒医”自任的重要原因,而其西学认知则主要来源于研习传教士著作。这些考证为分析其中西会通的思想,有基础作用。第二,以分析史学的视角,全面梳理王氏存世著作中彰显的有别于时代主流的意识和认知。一是医学领域。分析《医学原始》、《古今医史》、《性原广嗣》、《四诊脉鉴大全》四书中会通中西医学与思想倾向的主要内容,重点是其对“元神元质”说、“四元行”说、“人身一小天地”、“四液”说、胎生说,以及西医解剖学中对心和脑的新认识,评估其会通的广度与深度,挖掘其在会通中的创造与成就,特别是在胎教、人的本能、生育等方面的推陈出新,并分析其会通中的问题与原因,以期对其“中国第一接受西说之医家”有更为具象的认识和评价,也对受时代背景所限的跨文化对话的障碍予以解读。二是天文、地学等领域。以《乾坤格镜》中的史料为基础,首先,梳理王宏翰对当时传入的西方天文学的吸纳,以及这些新知识对其宇宙观产生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体现在其对“浑天说”、“十二重天说”的认识上,更涉及对宇宙本原和未来的认识,以及由“天”创造和操控的造化之机奥的认识。可以说,正是在天文学领域的会通,使王宏翰对中华格致之学产生了质疑,反而是“西儒”的格致之学能够明天地变化之本,而在中西信仰有相通之“天”的理念下,达到了跨文化对话的效果。其次,分析王宏翰对明清之际传入中国的世界地理知识的吸纳与融会,梳理他采录文献的来源——《职方外纪》、《坤舆图说》,以及他对采录文献的处理方式,重点考证其中收录的三幅世界地图的源流,特别是不同于以往发现的其他世界地图的“坤舆五大洲东、西图”的来源及特点。传教士带来的关于世界地理的新知识,让王宏翰认识到彼时中华格致之学的不足,这也成为他会通中西,借“外力”光大儒学的动因之一。再次,梳理其对自然界各种现象的新认识,这些认识基于传教士带来的古希腊自然哲学,一定程度上揭开覆盖在自然异象上的神秘面纱,让王宏翰更服膺“西儒格致之学”进而提高中华儒学中上古“天”之神圣。第三,以观念史学的视角,探究其思想信仰之本、志趣所在、中西会通宗旨,还原一个为光大儒学、医道而通过格致之学与西学展开对话的士人的观念,客观评价其在时代背景下的所思所行。王宏翰在以儒为本的基础上会通中西，他有匡正时弊、启发学问、挽救儒学于式微的志趣,在“天儒之间,其理惟一”理念下,他兴奋于西学新知,探索会通之道,虽然未取得科学研究“范式”的突破,但其著述之丰富,其精神之积极,堪称可贵。综上,本文以案例研究的视角,为探求明清之际跨文化对话中普通士人对异质文化的因应,提供一个样本,有助于提高试图在这一领域归纳出若干规律的宏观研究成果的可靠性。王宏翰的中西会通站在一个“儒医”学者的角度,在宗教信仰皈依范畴之外,进行了多领域的跨文化对话,并在中西同一“天”的基础上,吸纳大量西学知识,循着格致之学的方法论,践行着自己的理想——光大儒学、医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