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是一个年轻的国度。自1901年澳大利亚联邦成立至今,澳大利亚凭借其丰富的自然资源,依托农牧业、服务业以及旅游业等产业的优势,已经迅速发展成为一个富足的发达国家。这其中离不开澳洲国内各类技术人才对国民经济发展所做出的巨大贡献。作为向各行各业输送专业技术人才的澳大利亚职业教育与培训(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简称VET),自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发展至今,也已步入成熟完善的阶段。职业教育与培训体系不仅在澳大利亚整个教育体系中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而且在积极与产业合作培养技术人才、加强产业竞争力、提升全民技术水平方面,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反观中国职业教育,虽然近年来经过政府政策的积极调整及大力扶持,中国职业教育发展势头迅猛,但是职业教育,尤其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仍然远远滞后于经济发展,无法满足市场与产业需求。这其中不仅包括体制问题,还存在历史文化方面的因为。举例来说,具体问题包括政府关注力度不够、资金投入不足、职业教育培养理念偏差、轻视职业教育现象普遍等。这些因素严重制约着中国职业教育的发展,导致我国目前面临职业教育水平不高,劳动力缺乏的状况。　　 因此,如何更好的借鉴澳大利亚的先进职业教育与培训经验,改善我国职业教育现状,便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尤其是在二十一世纪全球化背景下的今天,教育早已与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紧密相连。随着中澳两国经济文化交流的不断深入,如何加强职业教育合作,增进职业教育互补已成为两国面临的共同课题。目前中澳两国都面临着人口老龄化、技术劳动力缺乏的趋势。如何通过职业教育交流与互补合理解决这些问题,保障各自国民经济及产业的表现力,应对经济全球化带来的种种机遇与挑战,已成为两国目前急需探讨的话题。　　 目前国内现有的针对澳大利亚VET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由于缺乏对英文资料的掌握,这些研究多是根据国内翻译资料进行分析,缺乏相关详细资料及数据,理解上也存在一定的误解与偏差。多数研究只是针对VET‘体系进行简单的分析并得出参考结论,而对职业教育中的文化等因素却少有探讨,也缺乏对VET实际操作情况的考证。　　 在现有对澳大利亚VET研究的基础上,本文除借用大量英文资料,对VET体制进行准确的宏观分析外,还从 TAFE(Technical and Further Education)学院的微观层面考证了VET相关政策的实施情况。另外,本文还将社会及文化因素对职业教育的影响融入到研究中,结合教育社会学理论阐释职业教育中的文化理念,揭示出中国职业教育中的培训文化缺失现象。在向中国职业教育提出合理化建议的同时,本文还深入探讨了中澳两国职业教育的互补性因素,提出了中国对澳大利亚职业教育的补充因素,并对两国在全球化背景下的职业教育交流合作进行了展望。　　 作为一项针对两国职业教育的研究,这其中不可避免的融合了历史学、社会学、文化学等多学科的理论,因而作者将研究的理论基础扩大到了教育社会学、比较教育学、甚至全球化的理论框架中。作为本文的框架,作者借用了教育学家康德尔(Kandel)的比较教育学理论体系,即通过“描述教育体系”,“解释分析特点”,“并列教育体制”,“比较分析不同”以及“提出借鉴意见”五个步骤对中澳职业教育互补性进行了研究探讨。　　 文章的第一章首先介绍了写作动机及缘由,并简要介绍了本文的理论基础。其中包含对VET和 TAFE的定义,并对教育与文化的关系进行了阐述,同时介绍了斯普朗格(Spranger)的教育哲学理论与康德尔(Kandel)的比较教育学理论。由于本文采用的是比较教育学的理论框架,因此在方法论上主要借鉴了比较教育学的文献研究、比较研究等方法。　　 为了深入分析职业教育中的历史与文化因素,正文的第二章对澳大利亚VET的发展与变革进行了简要分析,并总结其在发展过程中提倡的社会公正理念与终身教育文化的形成,探讨了这些因素对VET发展所产生的积极影响。　　 本文的第三章是对澳大利亚VET体系的数据分析与体制介绍,并结合中国职业教育的现状进行了比较分析,概括出VET的体制特点以及对职业教育的潜在互补因素进行初步探讨。　　 第四章是本文的主体章节。在这一章中,作者选取了一所澳大利亚TAFE学院与一所中国高职院校作为比较研究对象,从专业范围、教学大纲、课程设置等方面深入分析了两国职业教育政策的具体实施情况。随后,本文进一步结合文化等因素对澳大利亚VET的特点与问题进行了概括总结,并提出我国高职教育中存在的问题,指明两国职业教育的互补因素。　　 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第五章对澳大利亚VET对中国职业教育的借鉴意义进行了探讨与概括,并分析总结了中国对澳大利亚VET的补充因素。最后,在全球化理论的指导下,本文对中澳职业教育的合作与交流进行了合理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