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著作权侵权案件中,绝大部分权利人都会向法院提出停止侵害的诉讼请求,而只要最终将被告的行为定性为侵权,法院一般都会判令侵权人停止侵权。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与技术的进步,这种停止侵权当然适用的裁判模式开始出现问题,一些案件中导致了当事人之间的重大利益失衡。在学术界陷入对停止侵害请求进行限制的激烈讨论中时,我国司法实践率先突破了停止侵权当然适用的模式,其中深圳奥雅实业有限公司诉深圳长城家俱装饰公司有限公司侵害发行权一案就是突破这一模式典型案例。法院主要援引知识产权的基本原则利益平衡原则,以公共利益为由未支持权利人要求被告停止侵权的诉讼请求。由于目前尚未出台对著作权停止侵害民事责任限制适用的规范性文件,本文试图对限制适用停止侵害请求权的可能的标准以及著作权不停止侵权的替代性救济措施进行探讨。本文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详细介绍了圳奥雅实业有限公司诉深圳长城家俱装饰公司有限公司侵害发行权一案的基本案情及法院援引公共利益对著作权停止侵害责任的适用进行限制的论证过程。长城家俱装饰公司未经许可,在市场上购买表现“云锦霞裳”美术作品的墙纸,并在其承接新建楼盘的装修工程中使用,法院认定这种行为侵犯了原告即深圳奥雅实业公司的著作权,然而并没有支持原告要求被告立即停止侵害行为的诉求。法院以公共利益为由,认为涉案楼盘已开始向公众销售,责令被告停止侵权将会影响广大小区业主的利益,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且法院在判令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的数额时,已考虑到应使原告获得有效的赔偿救济,在能够弥补原告利益损失的情况下,原告要求被告停止侵权的诉请,法院不予支持。对此学术界褒贬不一,是“法官灵活运用知识产权利益平衡原则智慧办案”还是“法官造法以期实现公平正义”,借此引出本文要探讨的问题,是否应该对停止侵害请求权进行限制,在什么情况下对其进行限制以及限制停止侵害请求权后的替代性救济措施。第二部分介绍了我国著作权停止侵害请求权的现状,笔者分别从学术界、立法方面以及司法实践方面的现状进行了阐述。第一,学术界通说认为著作权是一种准物权,具有排他性,因此适用物权请求权的制度,权利人在著作权受到侵害当然的享有停止侵害请求权。但是在90年代“武松打虎”案发生之后,此案严格符合法律,但确造成了原被告之间的利益失衡,学术界开始反思,对停止侵害请求权进行限制。第二,在立法方面,我国《民法通则》中并没有规定停止侵害是必须适用的法律责任;《著作权法》中则是“应当根据情况”予以确定如何承担责任以及承担责任的方式;在我国《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更是直接规定了当软件的复制品持有人主观上无过错,且停止使用并销毁侵权复制品将给其造成重大损失的情况下,可以以支付合理费用的形式替代停止侵害行为。虽然是下位法,但是原理是一样的。第三,司法实践方面,法院在意识到绝对化适用停止侵害请求权非最佳解决方案时,大胆进行了突破,最初是在专利领域进行了突破,后最高人民法院又以《关于当前经济形势下知识产权审判服务大局若干问题的意见》变相确认了这种判决的合理性。笔者在这一部分对奥雅案和“武松打虎”案、晶源案做了对比分析。第三部分是对美国和日本的制度与判例做比较法的考察。美国的禁令中的永久禁令类似于我国的停止侵害责任,美国对禁令适用的过程是一个反复的过程,设立之初也认同利益平衡这一判决理由,然而,后来它却颠覆了之前的观点,它认为只要侵权行为成立就必须发布禁令,很少有不发布的情形,直到目前因为ebay案的出现,才使法院对于禁令的态度又转变到注重利益的平衡上来。日本的差止请求权由来已久,一般在著作权案件中如果原告提出差止请求权法院往往会肯定原告的主张,法院不支持差止请求权的情况往往是被告的损害在法院做出决定时就已经没有继续侵害的可能性了,原告诉讼主张因此已无保护的必要进而否定原告的差止请求权。然而现在出现了一些判例,它们在判定著作权侵权成立的同时却不支持差止请求权的行使,仅仅是支持损害赔偿请求权。第四部分是对奥雅案的重新审视。笔者结合我国目前的停止侵害责任适用的法律现状,对比美国日本的制度与判例,认为奥雅案是法官灵活运用知识产权利益平衡原则的“智慧办案”,避免了社会资源的浪费,同时奥雅案的判决思路符合世界知识产权的发展趋势,并且指出了奥雅案判决中存在的一些不足之处,即替代性许可使用费的确定欠缺论述依据。第五部分是对我国著作权领域限制停止侵害请求权在司法适用中的建议,即在处理类似奥雅案的案件时,笔者建议在衡量是否适用限制停止侵害请求权是应先对当事人之间的利益进行衡量,其中包括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的衡量,如判决停止侵害将会对公共利益造成严重损害,可以对停止侵害请求权进行限制;另外就是个人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的衡量。之后,笔者讨论了著作权侵权不停止时替代性许可使用费的金额问题,法院首先应该突出调解导向,如调解不成,再法院对替代性许可使用费的金额进行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