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阶理论认为,组织是高层主管的“投影”。而且,由于经营团队能够降低认知偏误、增加观点的宽广度,因此,高管团队比CEO对组织绩效的解释力更高。企业的发展离不开企业的高层管理团队,但更离不开TMT中的核心人物,即企业的CEO。虽然关于CEO权力与组织创新行为的关系已有诸多研究,然而,二者之间的关系却充满了矛盾,其研究结论并不聚焦。如何选择优秀的CEO来实现企业的长远发展是任何企业面临的一项严峻挑战,高管的选择以及高管之间权力的分配是TMT团队顺利运作的关键,更是组织创新的关键影响因素。虽然CEO个人的知识、能力与偏好等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企业未来的发展战略和公司绩效,但企业的经营管理决策往往不是CEO个人的决定,而是CEO与高管团队成员共同作用的结果。高管选择的差异对理解企业创新行为至关重要,这一观点是管理和组织行为文献背后关于管理自由裁量权的理论基础。然而,目前的高阶团队研究却经常忽略CEO所扮演的关键性角色,以及CEO领导与其他经营团队成员间的互动与动态性,以致研究结果可能无法清楚地厘清组织真正的创新决策动态。同时,高管团队人员的功能背景是多样化的,在一个功能多样化的团队中,个别管理者的弱点可以被其他人的长处所弥补,从而对组织创新决策产生积极影响。但是,在TMT功能异质性下的CEO权力支配性和TMT互动行为对组织创新行为是否会产生影响,以及会产生怎样的影响,目前学者们的关注还极其有限。基于以上的理论不足和研究逻辑,本文试图解决以下问题:(1)CEO权力支配性性对组织创新行为产生怎样的影响?(2)TMT互动行为对组织创新行为产生怎样的影响?(3)CEO权力支配性对TMT互动行为产生怎样的影响?(4)TMT互动行为在CEO权力支配性与组织创新行为之间是否存在中介传递效应?(5)TMT功能异质性在CEO权力支配性与TMT互动行为的关系之间发挥着怎样的调节作用?为了回答上述问题,本文在回顾相关理论和研究文献的基础上进行对理论的构筑,进而详细论述CEO权力支配性、TMT互动行为、TMT功能异质性和组织创新行为四个变量间的关系,完成对理论模型的构建,并提出了5条研究假设。最后,通过对京津地区和长三角地区的中大型企业进行实地调研,从112家企业获得了482份有效配对问卷,利用相关的研究方法和统计软件进行实证分析,对模型和假设进行检验。本研究的实证结果表明,CEO权力支配性分别对组织创新行为和TMT互动行为具有倒U型影响,而TMT互动行为对组织创新行为具有正向关系。而且,TMT互动行为在CEO权力支配性与组织创新行为之间发挥了曲线型中介作用。最后,TMT功能异质性对CEO权力支配性与TMT互动行为之间曲线关系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也即本文围绕着TMT进行研究,思考在TMT功能异质性调节作用影响下,CEO权力支配性通过TMT互动行为对组织创新行为的非线性影响。研究结论既丰富了高阶理论和权力积聚定理,也为实际创新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思路。因此,本研究既具有重要的理论贡献,也具有一定的实践价值。在理论方面,第一,对于CEO权力支配性与TMT互动行为、组织创新行为两者之间倒U型的曲线关系进行构建并对其进行检验,进一步丰富了高阶理论和权力积聚定理。本文在Finkelstein和Hambrick等人的研究基础上,利用中国企业样本探究了CEO权力支配性与TMT互动行为和组织创新行为之间的关系。本研究发现,与国外研究相比,CEO权力支配性与TMT互动行为、组织创新行为之间并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而是倒U型的非线性关系。这也是本研究目前区别于国外研究的一大特点。TMT互动行为和组织创新行为的最高点并不对应CEO权力支配性的最高值,较高的CEO权力支配性反而对TMT互动行为和组织创新行为存在负向影响,即适度水平的CEO权力支配性才会为企业带来最佳程度的TMT互动行为和组织创新行为。因此,本文不仅为后续的研究提出了一个基础性的理论架构,有助于深入分析CEO权力支配性对于TMT互动行为与组织创新行为的影响,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对高阶理论进行了完善,进一步丰富了企业创新的研究。此外,本文创新性地发现低度CEO权力支配性能够为企业带来最优的TMT互动行为和组织创新行为的增长(边际增长最大),从而为CEO权力支配性理论的发展做出一定的边际贡献,即打破了CEO权力支配性与TMT互动行为和组织创新行为简单线性关系的单一解释机制,并具体从低权力支配性和高权力支配性的视角分析了倒U型曲线关系的形成。这不仅强化了CEO权力支配性对TMT互动行为和组织创新行为的先验认识,也为CEO权力支配性平衡点在企业的应用研究开辟了新路径。第二,本文验证了TMT互动行为在CEO权力支配性与组织创新行为之间曲线型的传导机制,打破了以往关于两者之间关系的线性解释。本文经由整合先前的理论与实证研究,建立并验证了TMT互动行为在CEO权力支配性到组织创新行为间的曲线传导机制,丰富了CEO权力支配性与组织创新行为关系实现的路径。值得指出的是,现有研究中的线性传递机制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CEO权力支配性转化为组织创新行为的中介作用,但其解释力存在缺陷,因为它忽略了“度”的把握。在这一曲线传导模型中,本研究有力地揭示了CEO权力支配性到组织创新行为之间的非线性转化路径,突破了现有认识,突出了TMT互动行为在CEO权力支配性与组织创新行为这个“黑箱”中的重要作用,丰富了高阶理论和创新理论。第三,本文探究了TMT功能异质性对CEO权力支配性与TMT互动行为关系间的调节效应,探索性地打开了TMT功能异质性研究的新视野。通过探究TMT功能异质性对CEO权力支配性与TMT互动行为的影响,本文提出了TMT功能异质性的调节作用。从TMT功能异质性和CEO权力支配性交互的视角开展研究,提高了TMT功能异质性的理论适应范围。而且,通过研究TMT功能异质性的调节效应,进一步明确了CEO权力支配性对TMT互动行为的权变条件,深化了CEO权力支配性与TMT互动行为之间的关系研究。此外,分析研究TMT功能异质性有助于企业更好地分配CEO权力,而这也将为企业推动组织创新行为打开新视野。在实践方面,第一,CEO权力支配性并非越高越好,而是应当保持在适度范围内。适度的CEO权力支配性将有利于TMT互动行为以及组织产生较高的创新行为。企业在追求TMT互动和创新产出的同时还需对CEO在高管团队的权力支配程度的大小有更多的关注。虽然当CEO权力较低时,高管团队成员可以更多地参与决策,但彼此间的冲突也会导致决策效率的降低;而当CEO权力过高时,信息的流动不畅以及CEO的“一言堂”也会为企业带来较大的风险以及缺乏创新的战略决策。因此,企业需要寻找一个CEO权力支配性的平衡点,以实现组织最佳的TMT互动和创新产出。换言之,企业应重视CEO在高管团队中所处的地位以及其参与、制定决策的能力,尤其是当市场发展较快、团队内部一致性较低时,企业更需要通过保证CEO所拥有的权力支配程度来确保组织在倒U型曲线的顶点上进行较高的创新产出。第二,企业应鼓励TMT互动,搭建CEO权力支配性向组织创新行为转化的桥梁。TMT互动行为优势作用发挥的关键在于提升战略议程与决策的速度和质量,促进团队凝聚力的提升。在公司中,CEO不仅能够制定和指导战略决策,还能直接参与这些决策的实施。但是由于人是有限理性的,为了保证决策的正确性,CEO有必要将一部分战略决策的权力委派给TMT其他成员。权力下放得过少或过多分别会导致两种极端情况的发生——高度集权或高度分权,政治便可能会出现在权力失衡的极端。政治往往是一种隐蔽的行动,这些行动包括幕后联盟、隐瞒信息和控制议程等。TMT成员可以借助政治手段来增强自身对决策的影响力,但同时也会对组织创新行为造成伤害。第三,TMT功能异质性在企业创新发展中的调节作用不容忽视。在高管团队成员功能异质性较高的情境下,企业拥有多样化的认知和功能背景,从而能够促进对新思想的开放和机会识别。因此,高功能异质性高层管理团队对于战略议程的制定和战略决策的实施能够带来多种多样的创新方案。目前,我国关于CEO权力支配性、TMT功能异质性、TMT互动行为和组织创新行为的相关研究匮乏,分析TMT功能异质性对企业CEO权力支配性与TMT互动行为的影响将会进一步推动组织创新行为的实现。TMT功能异质性的调节作用和有中介的调节作用使企业在面对权力支配性较高的CEO时,高管团队成员在彼此知识渗透性和沟通顺畅性的作用下,能够更容易整合性地支持CEO个人所做出的战略决策,提升TMT互动行为的速度与质量,进而带动组织创新行为。因此,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应关注高管团队成员的功能背景,着力提升高管团队的功能异质性。本文通过研究CEO权力支配性、TMT互动行为对组织创新行为的曲线影响,进一步提升对CEO权力支配性与组织创新行为关系的理解,增加高阶理论在互动等层面的实证经验,丰富强化其理论基础。此外,本文通过研究TMT功能异质性作为调节变量对TMT互动行为带来的影响,不仅增加了TMT功能异质性的调节效应研究,也提高了其理论适应范围,进一步明确了CEO权力支配性影响TMT互动行为的边界条件,深入剖析TMT互动行为在CEO权力支配性和组织创新行为关系间的曲线传递中介效应,弥补了现有关于CEO权力支配性和TMT互动行为研究的不足,具有一定的创新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