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上海是中国近代社会转型过程中变化最为剧烈的地区。从日常生活上看,一方面城市商业发达,世风奢靡,另一方面农村贫困不振,下层功名士人生活困顿。而从社会结构与社会思想看,上海地处东西文化交汇之中心,西学新知与国家“新政”都在改变着传统的社会秩序与观念,身处其中的上海功名士人也在分化蜕变之中,呈现出纷繁复杂的过渡状态。上海士人秦锡田辑录的《梓乡丛录》等诗文作品,真实而全面地反映了上海下层士人的这种内心世界,其心态表现出多重面相：挣不脱的功名之心,仕进之路的艰辛,“社会良心”的坚守,生存困境中的无奈,挥不去的科举情结。下层功名士人这种普遍贫困化的生存状况,决定了其社会地位已不再像以往传统社会中具有绝对优势,士人的地位由社会中心滑向边缘。上海陈行乡功名士人秦荣光和秦锡田父子,一方面对地方社会秩序的重建倾注了巨大的努力与热情,扮演着传统士人的角色；另一方面对新式社会活动采取了批判并积极参与的态度,并获得了良好的社会声望。他们是传统士人与新式知识分子的集合体,其独特的社会秩序设想在清末民初显示出特有的内涵。上海拆城案集中反映了包括功名士人在内的地方精英的多重社会角色,地方精英泛指在地方社区中具有较高声望、影响力或支配权力的人,而当时的上海地方精英包括功名士人、商界领袖(商界领袖具有传统功名者占据了重要位置,当然亦有少量未拥有功名的商人)和新学之士(大多数由传统功名士人转化而来),在急剧变革的清末民初时期,他们面临着观念的分歧、权力的制衡,由此而形成新的派别与冲突。在争夺地方事务的话语权的过程中,他们不自觉地扮演了不同角色,从而完成了上海地方精英内部的新旧群体权势的转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