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日益从基础性生产资料演化为行政机关和相关市场主体优化管理结构、推进综合竞争力的核心资产。在这一过程中,个人信息的动态流转与赋能利用成为创造生产价值的重要驱动力。但随之而来的是,个人信息权益主体逐步丧失了对自身信息的自治能力、控制能力以及与强势主体的博弈能力。面对个人信息保护领域呈现的结构性变革,传统个人信息保护法律架构已不能完全适配。虽然2021年出台的《个人信息保护法》（以下简称为个信法）用八章七十四条内容为各类主体配置了具象的指引性法律规范,规制各种组织、个人侵害个人信息权益的行为,但更多的是原则性的规定,还可以进一步细化和完善。鉴于行政法保护的完整性、系统性、快捷性等特点更能适应大数据时代的现实需要,且行政法保护具有无法替代的价值,对个人信息行政法保护的探讨在当下显得十分必要。在行政主体及其他相关市场主体对个人信息权益不断入侵的大背景下,个人信息行政法保护存在着四个方面的问题。首先是个人信息保护的行政法规范体系存在着保护力度不够、体系化程度不高等问题。其次是对个人信息的行政监管缺乏统一和独立的监管机构,在分散式的监管格局下,如何厘清与整合各部门的监管职责,消解部门间的区隔性特征。再次是,在行政监管领域,存在监管手段介入阶段滞后、保护手段单一以及整体性监管机制薄弱等问题。最后,现行法律规范对个人信息保护的行政复议、行政诉讼和行政赔偿等制度规定不完善,致使救济程序模糊、效果有限。针对以上问题,借鉴国外个人信息保护制度,结合我国个人信息保护的实际情况,提出以下完善措施。首先,健全个人信息行政法保护体系。在立法体系的构建上,借鉴日本的“统分式”立法体例,在《个信法》的基础上,出台有关规范行政机关信息处理行为的行政法规或规章,有效解决我国个人信息保护立法碎片化和保护力度不够的问题。其次,建构统一的行政监管机关,消解当下行政管理体制中因执法权过于分散而导致的保护效率低下、监督力度不足的弊端。再次,对个人信息权益侵犯带来的人格权损害和公益性损害,事后的经济救济并非是最佳的救济方式,因此,应当革新传统社会治理的“原因—结果”式权益保护模式,引领个人信息保护逐渐由静态封闭到动态开放、从事后救济走向事前预防,在整体性思维模式下构建“事前预防—事中监管—事后救济”的体系化监管措施,以多元措施形成制度合力共同保障个人信息权益。最后,改善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制度等行政救济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