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话剧民族化问题由来已久,名噪三度而未有定论,理论的持续乏力使得该话题陷入长坐冷板凳、居于边缘化的尴尬处境。中国话剧民族化进程是戏剧文学和舞台艺术合力发展融过程与目标于一体的永续发展过程,在具体的历史时期,应赋予不同的时代内涵,而在1990年代的话剧转型期,民族化具体体现为多元化的特征。在经历从不自觉到自觉探索的民族化进程中,尽管理论的构建在逐步完善,但在1990年代,理论与实践的脱节却愈发严重。中国话剧民族化实质上始终面临着的来自创作主体的身份认同危机和来自欣赏主体的民间认同危机,在1990年代也并未解决。中国话剧民族化问题研究于1990年代伊始被拦腰截断,面对新时期乃至新世纪的话剧生态,话剧民族化理论根本动摇甚至止步于此。戏剧理论界对于中国话剧的发展方向的认知也陷入了一片迷茫,这种焦虑与无措错误地给1990年代中国话剧扣上“暗淡”“平庸”“黑暗”的骂名。1990年代中国话剧民族化进程固然有其困苦境遇,但依然有较大的艺术斩获,具体而言,它实现了内容的现实主义转向,它重视个人生活、个体生命的探索,善用新题材快速对时局作出反应,体裁上呈现正剧向喜剧偏移的趋势。同时,在舞台技术手段、舞台形式、观演关系的处理上也充分表明了其在形式上的多样化探索。我们也要看到,话剧民族化正遭遇着探索的同质化与消解过程,如题材、情节的应景重合、艺术手法的普遍借鉴,承受着商业化冲击和文学性弱化带来的双重消解。在某种意义上,1990年代的话剧民族化保留着七八十年代戏剧狂飙的余续,也受制于多方因素不可避免地开始收敛。主旋律戏剧、商业戏剧、先锋戏剧的蓬勃发展也并非一文不值,这是中国话剧民族化多元化趋向的全面开拓,它主动而又被动地经历着与国家意识形态的合流,迫切地寻求着合理的商业语法与准则,也试图探索话剧大众化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