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的应急处置,折射出我国突发公共事件政府信息公开在立法和实践上诸多的不足。其一,我国突发公共事件政府信息公开的立法体系混乱。相关规定散见于《突发事件应对法》以及《传染病防治法》等针对特定突发事件的立法,而作为纲领性立法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法律位阶过低,且是对常态下的政府信息公开进行规范,不能完全适用于突发公共事件这个特殊背景。其二,立法内容不完善。包括公开的义务主体不一致、内容不详实、程序不健全。这样不完善的立法,会导致行政机关理解偏差,采取不恰当的应急措施。其三,配套制度不健全。此次疫情还暴露了我国突发公共事件个人信息保护制度、吹哨人保护制度的缺位、监督问责制度的不健全。寻求公共利益以及公民知情权和隐私权之间的平衡,是突发公共事件背景下政府治理应当重点关注的内容;完善的监督问责制度是提高应急处置效率的重要保障。针对这些问题,建议立法模式上采取总-分模式,即将《突发事件应对法》,作为突发公共事件政府信息公开的基础性法律,在其中设置政府信息公开专门章节,同时合理衔接《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和其他特定突发事件领域的有关法律法规。在立法内容上,建议统一信息公开的义务主体为县级以上政府;细化公开的内容包括明确不公开的范围;完善公开的程序,包括明确公开的时限、拓宽公开渠道、完善信息公开管理和分析机制。另外,应建立个人信息保护制度和吹哨人保护制度,应急管理中也不能忽视对公民个人权利的保护;同时也要从内外部两个角度健全监督问责制度。在规范政府信息公开的基础上,通过权利保障和制度鼓励调动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突发公共事件的应对,提高应急处置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