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第三方物流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下,实践中涌现出了物流金融、物流地产、一体化物流等新的物流服务模式。理论界在服务创新及相关理论的研究基础上,对物流服务创新模式、物流服务创新的策略与途径以及物流服务创新激励与监督机制等方面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但仍然存在一些不足,包括第三方物流为主导的服务创新联盟动态激励机制、分包商的非理性、客户的感受与评价对创新的影响以及分包商同时为多个委托人服务时对激励机制的影响等情形。论文在这四个方面分别进行了更深入结合实际的研究。首先对第三方物流企业主导的物流联盟协同创新动态激励机制进行探讨。假设作为盟主的TPL为盟员分配物流服务创新和协同两项任务,并持续两个阶段,盟员完成两项任务的努力成本具有相互依存性。盟主TPL在第1阶段初根据所掌握的盟员信息设计一个线性契约,盟员据此契约选择物流服务创新努力水平。第2阶段初,盟主TPL会根据所观察到的前期实际产出来估计服务提供商第一期的协同创新能力,以此确定第2阶段的契约参数。通过对模型的求解,分析了两项任务成本依存程度对合同中最优激励系数和盟员选择最优努力水平的影响。得到结论为：第1阶段的最优创新激励系数及最优创新努力水平均小于第2阶段,而最优协同创新努力水平则相反,且随任务成本依存度的增加先下降然后上升；两阶段最优物流服务创新努力水平随任务成本依存度增加而下降。两阶段动态激励模型在一定条件下优于单期静态激励模型。物流联盟进行协同创新时,应选择任务成本依赖性较小的方式,才能更好控制二者的最优努力水平从而控制创新收益的大小。接着从行为学角度建立委托代理模型,对物流分包商过度自信情形下的最优激励契约进行研究可知,随着物流分包商过度自信水平的降低,对物流分包商的激励程度以及TPL的期望收入逐渐趋于其完全理性时候的情形。当物流分包商的过度自信水平满足一定约束条件时,相对理性的物流分包商,过度自信的物流分包商将承担更多的业绩分享系数,并且随着过度自信水平的增加而提高。另外,委托人TPL的期望收入也大于物流分包商理性时的期望收入。此时TPL和物流分包商实现了双赢。因此,过自信在一定度上改善了激励的有效性。当物流外包商的过度自信水平临近其过度自信承包阈值时,TPL利用自己对物流行业拥有的绝对业务整合优势获得一个固定收入,而物流分包商承担全部市场风险,自负盈亏。在对分包商过度自信行为研究的基础上,将客户满意度作为外部监督变量考虑进激励机制中,对契约的主要参数和代理成本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分包商的过度自信行为以及客户满意度作为外部监督时均可提高分包商的最优努力水平和最优激励系数,从而增加总的物流服务创新收益。分包商的努力水平及利益共享系数随其过度自信程度或外部监督力度的增大而提高。客户满意度监督机制和分包商的过度自信行为均可降低委托人的代理成本,且具有替代作用,并且在一定范围内,代理成本随分包商过度自信程度的增加而减小。TPL可以根据市场的实际情况选择具有一定过度自信水平的分包商或加强对分包商的外部监督,均可以实现降低代理成本的目的。最后,根据TPL委托给分包商的任务及分包商的外部业务之间成本关系、外生变量的关系以及努力水平的可观测性,运用共同代理理论探讨是否鼓励或限制分包商的外部业务。得到结论为：如果两项任务随机向量之间及所花的成本之间相互独立,则激励系数和分包商花在两项任务上的努力水平均独立,此时TPL勿需限制分包商的该项外部业务。如果两项任务随机向量独立而所花的成本不独立或者外部业务的随机向量可直接观测或不能观测时,两项任务的成本互补性越大或替代性越强时,TPL给予的激励水平将会越高。当两任务的外生变量具有替代作用时,TPL应限制分包商从事外部业务,外生变量具有替代作用时,TPL应当鼓励分包商从事此种外部业务。分包商花在物流服务创新上的努力水平可观测时,委托人TPL只获得固定收入,勿需限制分包商的外部业务。当分包商为TPL所花的物流服务创新努力水平不可观测时,分包商只获得固定收入。